黃靖麟/國立大學教師
2025年7月26日投票，由民進黨主導，訴求「反共護台」的大旗，針對24位國民黨立委與新竹市長高虹安的大規模罷免案，最終以全數都不同意罷免而失敗收場。這場「大罷免」不僅未能撼動藍營基本盤，更反映出台灣選民結構與政治情緒的複雜「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現象。
筆者認為「負面黨性」最有可能是民進黨的大罷免失敗的主要因素，謹分析如下：
一、「負面黨性」對投票態度的影響
「負面黨性」指的是選民並非直接支持某一政黨，而是因為厭惡或排斥對立政黨而做投票選擇。這種「討厭的力量」在選舉乃至罷免運動中尤其明顯，而且似已逐漸形成台灣民主、投票的關鍵變數。根據學者研究，2020年總統大選時，超過40%選民對兩大政黨之一持有負面看法；而這種仇恨動員的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與負面黨性，會在選舉與公共事務中不斷增長。民進黨高估社會對國民黨立委不滿，卻低估了「藍白合」（泛藍與台灣民眾黨）組織動員的實力。罷免方動員侷限在深綠基本盤，難以擴展至中間選民，反倒激發基層組織戰及對罷免程序過於政治操作的反彈情緒。
二、中間選民「討厭在野、也討厭執政黨」的負面動機
中間選民與沉默選民（silent voters），多對過度政治化行動反感。部分原本對國民黨立委表現不滿的選民，最終選擇冷淡、觀望或投反對罷免票，顯示其並非出於對DPP高度認同而投票。因此，是對民進黨及其側翼罷團的「負面動機」，反噬了罷免案本身。
三、高門檻的罷免制度設計
選罷法在修正罷免門檻時，雖然將原先的極高門檻降低，但連署及25%投票及同意必須大於不同意票數，仍有人認為此現行罷免門檻過高。特別是居於提案方必須進行負面動員，而能將「負面動員」情緒，轉化為具體有效支持的選票，07/26的投票顯然提案方無能為之，導致結果全面失利。
四、罷免方「同溫層效應」與論述空轉
民進黨導向的罷免訴求未能連結日常民生，訴求侷限於「挺台反中」政治標籤，無法感動對象選區的多數選民，當然罷免吹起的氣球成效反而泡沫化。
「負面黨性」並非台灣專利。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雖然拜登（Joseph R. Biden Jr. ）當選，但輿論多認為是「川普打敗川普」（Trump defeated himself），而非拜登打敗川普。太多美國選民因為厭惡Donald J. Trump，最終選擇支持拜登，也非出自選民高度認同拜登政策。
07/26這場民進黨主導的大罷免大失敗，再次證明台灣社會的「負面黨性」，已到高度極化階段。但只用「討厭對方」當作動員主力，不僅無法有效翻轉選舉結果，反而可能引發反作用力，讓中間與冷漠選民更反感過度對立的政黨操作。無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若無法超越仇恨動員，回歸理性政策與公共利益訴求，筆者個人認為都很難在未來爭取更廣泛認同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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