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中東戰火再起，國際油價應聲飆漲，市場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擔憂如烏雲罩頂。回顧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全球經濟曾因油價暴漲而陷入嚴重混亂，許多國家付出了物價失控與經濟停滯的慘痛代價。然而，在這場風暴中，台灣透過推動「十大建設」這項關鍵基礎建設計畫，不僅有效因應外部衝擊，更為後續數十年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堅實根基。這項歷史經驗，對於當前正面臨地緣政治風險與通膨壓力的世界，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兩次石油危機衝擊下的台灣
1970年代，全球經歷了兩次嚴峻的石油危機。第一次發生於1973年，因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原油價格在短時間內飆漲數倍；第二次則源於1979年的伊朗革命，同樣造成能源供給中斷與價格暴漲。對於當時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台灣而言，這項衝擊直接反映在物價上漲與生產成本飆升，進出口貿易也受到劇烈波動。輸入性通膨的壓力如排山倒海而來，企業經營與民生消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此背景下，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他以「今日不做，明日就會後悔」的堅定信念推動決定推動一項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計畫，即「十大建設」。這項計畫涵蓋交通運輸、重化工業、能源設施等關鍵領域，包括中山高速公路、北迴鐵路、台中港、蘇澳港、大造船廠、大煉鋼廠、石油化學工業，以及核能發電廠等。這些建設不僅旨在完善基礎設施，更肩負著穩定經濟、建立自主產業體系、降低對外部依賴的戰略目標。
十大建設的核心思維，是透過公共投資創造內部需求，以對抗外部經濟動盪帶來的衰退壓力。在石油危機導致全球需求萎縮的時刻，大規模的公共建設投資，為台灣內部創造了龐大的就業機會與市場需求，有效緩解了出口衰退對經濟的衝擊。同時，這些建設著重於建立基礎工業與能源自主能力，例如大煉鋼廠與石化業的建立，為後續加工出口業提供了穩定的原物料來源，而核能發電廠的規劃，則試圖降低對進口石油的過度依賴。
日本與美歐的應對經驗
在台灣推動基礎建設的同時，其他主要經濟體也各自採取了不同的因應策略，其成效可從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的對比中獲得檢驗。以日本為例，兩次危機對其物價的影響截然不同。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時，日本央行採取貨幣寬鬆政策，大量增加貨幣供給，結果輸入性通膨迅速轉化為全面的國內物價上漲，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一度超過20%。然而到了第二次石油危機時，日本央行記取教訓，嚴格控制貨幣基數的成長，成功將國內物價漲幅壓抑在10%以內。這項經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是決定輸入性通膨是否惡化的關鍵變數。
美國與歐元區在面對本輪能源價格上漲時，也展現出審慎的政策姿態。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近期決定維持政策利率不變，並在聲明中強調中東動向對經濟影響的不確定性。其對未來通膨率的預期雖有所上修，但利率路徑並未大幅調整，顯示其試圖在抑制通膨與支撐經濟之間尋求平衡。歐元區則面臨更為複雜的「停滯性通膨」風險，歐洲中央銀行在維持利率不變的同時，其經濟預測顯示，若中東局勢惡化，經濟成長將進一步放緩，而物價壓力則會明顯增強。這顯示即便在已開發經濟體，如何在外部衝擊下維持物價穩定，仍是艱鉅的挑戰。
當前局勢與歷史鏡鑑
時至今日，中東地緣政治風險再度升溫，國際油價走勢充滿不確定性。市場對於輸入性通膨的擔憂，與1970年代如出一轍。然而，當前的全球經濟環境已與半世紀前大不相同。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普遍擁有更豐富的政策工具，也更重視通膨預期的管理。從近期的經濟數據來看，日本的貨幣基數年增率已轉為負值，貨幣存量成長溫和，顯示其並未重蹈第一次石油危機時過度寬鬆的覆轍。美國的批發物價指數雖有升溫，但聯準會仍維持謹慎的政策立場。這些跡象顯示，各國央行正試圖避免將外部價格衝擊，透過過度的貨幣擴張，轉化為根深蒂固的本土型通膨。
對於台灣而言，十大建設所體現的「以公共投資穩定經濟、以基礎建設提升韌性」的戰略思維，在當前仍具有重要意義。面對外部不確定性，擴大內部需求、建立關鍵產業自主能力、分散能源來源，都是降低外部衝擊影響的有效途徑。近期各主要經濟體的製造業與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等景氣調查數據，將是觀察3月經濟動向的重要依據，也將為判斷本輪能源價格上漲的實際影響提供線索。
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是全球經濟的一堂震撼教育，也是台灣發展史上的關鍵轉捩點。十大建設的推動，不僅是危機當下的應對措施，更是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改革動力的典範。它說明了面對輸入性通膨的威脅，除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外，透過結構性的基礎建設投資，增強經濟體質與應對風險的能力，同樣是至關重要的戰略選擇。時隔近半世紀，當油價再次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變數，十大建設所留下的啟示，在動盪中投資未來、以基礎建設厚植國力，依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對於當前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在穩定物價的同時，透過前瞻性的投資強化經濟韌性，將是決定能否安然度過此輪風浪的核心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