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二○二六年十月十四日，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在華府陸軍協會年會的「阿金庫爾計畫：自主作戰」座談上說，一個「近乎同等的對手」正在建設一支軍隊，「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備集結」，並強調這「不是誇張」，而是「客觀事實」。他沒有點名中國，媒體普遍把矛頭指向北京。同一場合，反戰人士多次打斷發言，抗議已持續七個多月的對伊朗戰爭。
這兩個畫面放在一起，揭示美國必須同時處理的戰略難題：長期競爭在印太，眼前的軍事負擔在中東，資源分配則要經過國會。對台灣而言，這句警語值得認真看待，卻不能直接換算成安全保障。它既是威脅判斷，也是爭取預算與推動軍隊改革的政治語言；真正關係台灣安全的，是哪些能力獲得資源、何時形成戰力，以及台灣能否參與其中。
警語背後是一場預算動員
赫格塞斯的警告，與川普政府接近一兆五千億美元的國防預算請求緊密相連。他把這項擴張形容為一次性的世代投資，認為美國必須趁此徹底重建軍事能力，否則在自主系統、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競爭中，「現在落後的一方將更加落後」。這段談話的聽眾不只有北京，還包括掌握財政權的國會，以及決定產能、技術與交貨速度的企業。
數字確實驚人。五角大廈二○二七會計年度預算請求，為國防自主作戰小組列出五百四十六億美元的研發經費，前一年度約為二億二千五百九十萬美元；但其中五百三十六億來自尚待國會通過的預算協調案，基本預算只占十億。這是預算科目的擴張，不能直接解讀成無人機產量或戰力同比增加。赫格塞斯所說從一千架、十萬架走向一百萬架，描述的是擴大規模的方向，並非一張已完成撥款、簽約與交付安排的採購清單。
他並表示，不論十一月期中選舉結果如何，都將推動至少三千五百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協調案。但行政部門的決心不能代替國會表決；選後席次、財政負擔與黨內分歧，仍會影響法案能否通過及其規模。近一兆五千億美元的總體要求、自主作戰經費與預算協調案，彼此有包含與交疊關係，不能當成三筆互不相干的新增資源相加。強烈的威脅敘事，有助於替大幅增加軍費建立政治理由，卻不保證撥款成功；軍工企業雲集的年會，也讓這種訊息同時成為投資與產能布局的訊號。指出這一點，不是否定中國軍力成長，而是要求威脅評估與政策成效分別接受檢驗。
長弓的啟示不能取代制度改革
「阿金庫爾」取名自一四一五年的戰役，借用英軍長弓手對抗法軍重裝部隊的歷史意象，凸顯大量、相對低成本武器的價值。然而，歷史比喻只能說明方向，不能證明改革已經成功。廉價無人系統能否有效運用，仍取決於偵察、通訊、指揮、訓練與補充能力，不能只計算機體單價與採購數量。
九月三十日公布的規劃，以二○二七年十月一日為成立四星將領領導的自主作戰司令部的目標日期；十月十四日的討論，進一步說明如何整合現有機構與各軍種資源。這代表組織改革正在推進，卻不等於新司令部已具備完整作戰能力。預算獲准、權責確立、裝備驗證、量產交付與部隊接裝，是相互關聯而不能互相替代的工作。
彭博評論作家克魯斯在十月十二日《台北時報》轉載的文章中，肯定美軍朝大量、低成本精準武器轉型的方向，卻質疑赫格塞斯能否維持改革所需的領導與組織穩定；他提到德里斯科爾辭去陸軍部長、參謀長喬治遭撤換，以及人事動盪對改革的影響。這是評論者的判斷，不能直接當作改革注定失敗的證據，它提出的制度問題卻值得追問。昂貴攔截彈對付低價無人機，確實凸顯長期消耗的成本壓力；但若被保護的是人員、機場或關鍵設施，不能只憑兩種武器的單價，就判定某次攔截不值得。改革的要點，是建立能持續作戰的高低搭配與分層防禦，同時保留高階能力。對台灣而言，應學習的是如何讓有限資源形成可持續的防衛能力，而非把「便宜」本身當成戰略。
不點名留下外交空間
赫格塞斯的措辭，也應放回今年美中互動的脈絡。五月三十日在香格里拉對話，他一方面說各方對中國「歷史性軍備集結」的警覺是「正當的」，警告由任何霸權主導的太平洋都會瓦解區域權力平衡，要求盟友與夥伴把國防支出提高到百分之三點五的「新全球標準」；另一方面又稱美中關係「比多年來都好」，並轉述兩國領導人同意在公平與互惠的基礎上，建立「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這個用語不是「戰略夥伴關係」，更不意味美中已停止競爭。
他當時沒有在主體演說中提及台灣；面對軍售提問，則強調美方立場未變，具體決定取決於總統。這種安排可以解讀為：華府維持對中國軍力的警戒，同時為高層交涉保留空間。但沒有證據足以認定，十月這次不點名就是白宮為特定峰會下達的政治指示；可以分析其效果，不能把動機推測寫成已證實的安排。
九月華府峰會前後，美中把經貿休戰延長至二○二七年一月十日，宣布人工智慧對話已進行首次、十一月底前再談，並建立事件溝通渠道。中方另稱兩軍同意盡快簽署危機溝通與預防備忘錄，美方公開的成果文件並未同樣列出這項承諾。宣布建立渠道與實際啟用機制之間，仍須確認聯絡窗口、通報範圍與處理程序，不能直接推定台海危機已有可靠的處置方案。
這些安排顯示，美中正在尋找能夠延續談判的競爭關係。對台灣而言，外交緩和可以降低誤判風險，值得重視；但它與對台安全承諾是不同問題。台灣既不必因措辭克制便斷言遭到犧牲，也不能因一場強硬演說就認定保障增加。應檢驗的，是緩和期間軍事壓力是否減少，以及台灣防衛所需的合作是否持續落實。
軍備規模必須放回台海地理
同樣需要檢驗的，是「史上最大規模」這類超級形容詞。若未說明比較的是軍費、擴張速度、武器數量、工業產能，還是特定區域的兵力集中程度，就不能把政治修辭當成已完成的歷史比較。中國軍力快速成長有具體資料支持，但「成長迅速」與「世界史上最大」是兩個不同命題。
二○二五年十二月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估計中國核彈頭庫存於二○二四年維持在六百餘枚，並預測二○三○年將超過一千枚。這些是美方情報評估與預測，不是中方公布的實際清冊，也不是未來必然實現的數字。它們有助於判讀趨勢，卻仍須與部署、訓練、後勤及指揮能力合併觀察。台灣尤其不能只拿美中全球軍力總量相比：一支必須承擔全球任務的軍隊，與一支能在台灣周邊集中兵力的軍隊，面對的是不同的時間與距離限制。對台灣更迫切的問題，是北京能以多快速度形成局部優勢，以及台灣與夥伴能否在交通與通訊受干擾時維持防衛。
路透社十月十日報導，美國國務院對中國在台灣東部海域的活動表示關切，稱其「嚴重破壞穩定」；報導並指出，中國海警自六月起增加當地活動，八月出現已知首次海上民兵船的目擊紀錄，台灣官員研判，這可能涉及以軍事、準軍事與民用船舶配合的封鎖演練。必須保留「研判」二字，也不能把首次公開目擊當成首次實際出現；然而，東部補給通道受到壓力的可能性，確實比抽象的軍備排名更接近台灣的防衛考題。
軍售真正卡在哪一道門
對台灣最直接的政策檢驗，仍是軍售。公開報導所稱約一百四十億美元的新一批軍售，不能與去年十二月已公布的既有案件混為一談。「相當短時間內決定」這句話，川普五月十四日在北京會晤習近平後就親口說過，五月下旬白宮官員重複一次，十月初華府官員再說一次；這不是十月才出現的新承諾，而是一項延續五個月、尚未兌現為可查核程序進度的說法。
延宕原因也不能寫成單一結論。五月二十一日，美國代理海軍部長洪曹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小組聽證時，把部分對台軍售暫停與伊朗戰事所需彈藥連結；路透社五月二十三日另引述知情人士，稱對台軍售程序耗時多年、與伊朗作戰無關，美軍彈藥與庫存「綽綽有餘」，台灣當時也表示未接獲暫停通知。川普把軍售形容為談判籌碼，又增加了政治因素的疑慮。這些說法並存，正說明政治審查、現有庫存與未來產能必須分開查證。
對重大政府間軍售而言，行政部門決策、正式通知國會、完成適用的法定審查、提出並接受發價書，以及後續採購、交付與訓練，各有不同意義。國會收到通知，不等於裝備立即出廠；交付也不等於部隊已形成完整戰力。台灣需要逐案掌握阻礙所在，讓政治問題由政治交涉處理，產能問題由排程與投資解決，避免所有延誤都被含糊地歸為「程序中」。
十月二日，首批兩架新造F－16V Block 70戰機飛抵台東志航基地，正好說明新案待決與舊案交付可以同時發生：不能用一案停滯推論合作全面中斷，也不能用一案交機證明其他案件已無障礙。若軍售決策反覆等待美中下一輪會晤，台灣就應要求說明延後的具體理由與可追蹤時程；延誤會壓縮整備時間，但在沒有進一步證據前，不能逕稱它就是北京已取得的交換條件。
從展場曝光到供應鏈權利
同一個年會裡，雷虎科技以歷年最大攤位參展，並與波音、洛克希德馬丁等企業同列四星級贊助商。依公司發布的資料，展品涵蓋與地面載具整合的三翼無人機、六公尺無人艇，以及取得Blue UAS資格的第一視角無人機，部分動力配置採用中科院技轉的微型渦噴引擎。這反映台灣企業爭取國際合作的進展，但贊助層級、產品資格與軍方採購合約，仍是不同層次的事情。
更具體的進展，是美國無人系統廠商AeroVironment十月十四日在同一會場與雷虎簽署合作備忘錄，將「評估」把部分彈簧刀系統整合至雷虎無人水面與地面載具的技術可行性，並「探索」無人機在台本地化、共同生產與共同研發。這使合作不只停在展場曝光；然而，美方新聞稿用的是評估與探索，沒有訂單，也沒有產量，尚不能寫成已確定在台量產，或已取得美軍採購。
台灣應把這類機會轉化為可持續的產業與防衛能力。合約是否容許在地維修與必要改良？關鍵零件與軟體支援是否具有長期安排？當美軍與其他客戶同時擴大需求，台灣自己的採購能否保有明確交期？這些條件往往比展場面積與宣傳口號，更能決定合作對安全的實際價值。產業出口與國防自主可以相互促進，卻不會自動重合：台灣若只有組裝或供貨機會，欠缺整合、維修與補充能力，出口成績未必能在危機時轉成可用戰力；若合作能留下技術人才、測試能力與穩定供應安排，台灣才能從採購者進一步成為具有關鍵能力的合作方。所謂不對稱優勢，應落實在台灣能取得、能使用、能補充的能力上。
中東的負擔與台灣的準備
那些打斷演說的抗議者，提醒了會場不易迴避的現實：自二月二十八日開戰以來，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已延宕逾七個月。即使戰事強度有所變化，持續部署、庫存補充與危機應對仍會占用資源。不能據此斷言每一項對台軍售都受到排擠——五月的「暫停」說法隨即被知情人士否認，就是例證——但美國同時承擔多個戰區任務的能力，確實不能只靠「印太優先」四個字衡量。
對台灣而言，外援的可信度取決於能力、政治決策與抵達時間，也取決於自身能否撐過壓力最大的階段。國防整備因此必須把彈藥與零附件儲備、裝備妥善率、能源與通訊備援，以及港口受干擾後的補給能力納入同一套檢驗。詳細數據未必適合全部公開，但政府應提出可接受監督的階段目標，讓預算是否轉化為韌性有跡可循。
結論：把警語換算成清單
赫格塞斯的一句話，可以拆成四個層次來讀。第一，它是威脅判斷：中國軍力成長有美方情報評估為據，不必懷疑趨勢，但「史上最大規模」是修辭，不是已完成的比較。第二，它是預算語言：近一兆五千億美元的請求、五百四十六億的自主作戰經費與三千五百億的協調案互相包含，最終都要過國會，撥款之後還有採購、驗證、量產與接裝。第三，它是外交語言：不點名與「建設性戰略穩定」並存，說明華府要在警戒與交涉之間保留空間，台灣不必從措辭裡讀出犧牲，也不能讀出保證。第四，它是對台灣的提問：資源是否落到印太、軍售卡在哪一道門、供應鏈合作能否留下在地能力、自身整備撐不撐得過壓力最大的階段。
這四個層次對應四張檢驗清單。對華府，台灣應要求軍售逐案的可追蹤時程，讓政治問題由政治交涉處理、產能問題由排程與投資解決；對產業，應把備忘錄裡的「評估」與「探索」，談成在地維修、零件補充與明確交期的合約條款；對自己，應提出彈藥儲備、裝備妥善率、能源通訊備援與港口補給的階段目標，接受監督；對北京，則應把東部海域的海警與民兵活動、逾越中線的架次，當成比形容詞更可靠的風險指標。
赫格塞斯的警語具有政策意義，美軍的改革與既有軍售交付也不能一概抹煞；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威脅描述當作資源已經到位，把合作方向當作交付承諾。對手可以暫時不點名，台灣所需的能力、資源與期限不能含糊。衡量美國承諾的尺度，終究是台灣能否在需要的時候，拿到用得上、撐得住、補得回來的防衛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