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美國戰爭部9月30日啟動為期120天的「子午線計畫」（Project Meridian），要在2027年1月底前交出報告，研判未來數十年（用戰爭部長赫格塞思自己的話，是「2030、2050乃至2100年」）的戰爭形態與技術缺口。研究範圍從地下深處延伸到地月空間，聚焦人工智慧自主系統、機器人、定向能與生物技術。赫格塞思邀請馬斯克等科技巨頭共同主持；最值得注意的不是馬斯克重返政府，而是科技企業開始更直接地參與軍方需求的形成。
這些倡議指向的方向很清楚：把建軍重心從航艦、匿蹤戰機這類高價值平台，移向由AI與無人系統構成的「系統與演算法競賽」。但方向不等於完成。過去的軍工複合體是軍方提出需求、企業競爭供應；現在的安排，是供應商有機會建議國家該準備什麼戰爭、投資哪些技術，企業的影響便可能從合約延伸到預算與戰略選擇。台灣要理解子午線計畫，必須看清這種影響如何產生，也必須區分政治宣示與真正能用的戰力。
研究計畫距離實際戰力還有多遠
9月30日，赫格塞思在匡蒂科陸戰隊基地的「軍力現況」演說中一口氣宣布六項倡議：籌設自主作戰司令部、啟動子午線計畫、成立國家軍校生團、「堡壘美國」韌性計畫、新基地與宗教事務辦公室。輿論的焦點幾乎全落在前兩項。
赫格塞思對子午線計畫的定位說得很清楚：不是制定新戰略或新政策，而是辨識美軍必須征服的作戰領域與必須掌握的能力。首席技術官邁克爾負責推動，SpaceX創辦人馬斯克、Anduril共同創辦人勒基與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共同主持；成果包括公開報告與機密附件。
這說明兩件事。第一，眼前交付的是評估與建議，不是新武器部署的倒數計時；把它描繪成「美國已完成下一代戰爭布局」，與計畫的自我定位有相當距離。第二，10月2日受託執行的非營利研究機構MITRE列出三位共同主持人之外的17位參與者，包括甲骨文執行長卡茲、Palantir共同創辦人隆斯代爾、OpenAI的韋爾、退役上將雷尼，以及Saronic、Hadrian、Axon等國防新創的執行長。這份名單說明計畫不能簡化為「四個人接管美國未來戰爭」，卻也凸顯另一個事實：二十人之中，與可能承接後續訂單的企業或其投資人有關者超過半數。研究獨立性如何保障，不能只憑機構名稱便認定疑慮已經消失。
自主作戰司令部也應另行判讀。依備忘錄，它將是美軍第十二個聯合作戰司令部，由四星上將統率，擁有類似軍種的人力、預算與採購權限，目標2027年10月1日成立；但這需要國會立法，參議院軍事委員會6月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版本雖允許設立類似司令部，採購權限卻窄得多，且全案尚未通過。從宣布籌設到有效運作，還有一段路；兩項倡議同時出現，顯示美方希望加快轉型，卻不足以證明新作戰體系已經成熟。
採購改革必須兼顧速度與驗證
真正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的，是這些倡議背後的採購改革。作為司令部的過渡機制，赫格塞思同時啟動「阿金庫爾計畫」（Project Agincourt），交由今年6月才成立、以「執行長—營運長」模式運作的無人系統直屬專案辦公室執行，30天內提出細部規劃。它的第二項任務是試驗所謂「作戰型採購」：讓作戰人員、工程師與企業家在快速修正循環中協作，把採購決策與經費配置拉近作戰司令部與第一線部隊，赫格塞思甚至表示，可行時就在戰場上測試武器。這套做法脫胎於已向中東交付數千套無人系統的「無人機主宰」計畫，配合2027財年預算740億美元的無人機與反無人機投資，意圖十分明確：縮短需求提出、技術修改與部隊使用之間的時間。
這個方向值得台灣研究。科技更新愈快，軍方愈難靠一次訂定、長年不變的規格處理所有需求；若裝備交付時，軟體、通訊環境與對手的反制方式都已改變，帳面上的採購完成，未必等於作戰問題獲得解決。持續驗證與修改應成為採購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事後補救。
然而，加速採購也可能加速錯誤。示範成功能否重複、量產後是否可靠、維修與訓練成本多高，都需要獨立檢驗。去年11月路透社報導，Anduril的Altius無人機在美軍測試中接連墜毀兩次，Ghost無人機在烏克蘭戰場受電子干擾所苦，五角大廈隨後仍追加採購。這不必然說明產品不行，卻說明若測試標準隨廠商宣傳降低，部隊最後承擔的就是尚未解決的技術風險；所謂低成本，也應計入通訊、軟體授權與維保支出，不能只看一架無人機的售價。
科技企業的影響力需要制度約束
讓企業參與前瞻研究有其合理性，企業的工程與製造經驗能幫助軍方辨識哪些構想做得出來。問題在於，參與者若同時經營可能取得後續訂單的公司，專業判斷便可能與商業利益交疊。馬斯克的SpaceX今年已取得逾80億美元國防合約，並在「金穹」飛彈防禦計畫中擔任關鍵角色；勒基的Anduril以自主武器為核心業務，手上有一筆上看200億美元的陸軍合約，並與Palantir共組金穹團隊。Politico 10月2日報導，連五角大廈內部官員都對利益衝突「拉警報」；曾任小布希白宮首席倫理律師的潘特說得更直白：「他們都想賣東西」。五角大廈的回應是MITRE將施行「適當的利益衝突與資訊防護措施」；但被問到馬斯克與勒基究竟是「特別政府僱員」還是承包商時，它沒有回答。這不是枝節：前者受聯邦財務利益衝突法規約束，後者不受。外界必須追問，但目前還不能據此指控研究已遭操控。
政府至少應說明參與者的法律身分、如何申報利益、何時必須迴避、是否支薪、研究資訊如何與其公司業務隔離，以及研究建議如何接受獨立評估。後續採購應容許不同企業競爭，國會也應能追查某項需求為何被列為優先——代表矽谷選區的眾議員利卡多已公開提出這個問題。即使最後只有一份報告，只要它影響資源配置，就具有公共責任；稱之為前瞻構想，不能讓監督停在門外。
對台灣而言，這個問題並不遙遠。國防部今年8月公告以新台幣269億元向Anduril採購2,032架Altius無人機，加上先前的291架與中科院採購的水下載具，勒基的公司已是台灣最大的新興無人系統供應商；經濟部也促成十餘家台廠取得其試製與量產訂單。換言之，正在替美國定義未來戰爭的人，同時是台灣的供應商。台灣當然可以向他買，但必須清楚：他對未來戰爭的判斷，不能自動成為台灣的需求清單。
軍事生物技術不能直接等同生物武器
另一個需要釐清的焦點，是備忘錄中的「生物技術」。僅憑研究領域出現這四個字就推論美國正在準備進攻性生物戰，證據並不充分：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生物技術辦公室公開的工作，涵蓋威脅偵測、醫療防護、戰傷照護與生物製造，這些用途與生物武器之間不能任意畫上等號。公開說明當然不等於沒有風險，軍民兩用技術需要監督；但合理的批判應追問研究目的、執行程序與責任機制，把一個技術領域直接寫成生物戰計畫，只會使真正需要查證的問題被恐慌掩蓋。
同樣地，子午線計畫也不能單獨證明中美已無緩和空間。美國追求技術優勢使北京加深戒心，北京增加反制又強化華府的威脅判斷，這種相互刺激的安全困境正是需要處理的風險；但競爭的存在，並不自動排除談判、軍事溝通與限制特定武器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白宮8月18日發布的《國家安全科技戰略》在強調競爭之餘，也明文提出部分領域可以透過「合作性的相互克制」避免對手取得戰略優勢，並以禁止生化武器、不在軌道部署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例。這些文字不能保證政策必然克制，卻說明把美方政策概括成所有領域都只剩完全對抗，同樣失之簡化。
台灣需要可靠戰力與自主判斷
對台灣而言，最實際的問題，是如何在有限資源下把科技變成可靠的防衛能力。美國面對的是全球部署與長期競爭，台灣首先必須處理自身防衛需求；地月空間的遠景可以研究，卻不應使電力、通訊、維修及補給等現實問題在資源分配中失去位置。
這個提醒有具體的對象。國防特別條例5月三讀時，1.25兆元的行政院版被砍到7,800億元，國產無人載具項目全數遭刪；行政院6月另提的2,100億元無人載具特別條例付委時被擋下；立法院8月27日最後通過的是《強化國防自主暨無人載具產業發展條例》，六年編列2,400億元，並明定國防部應優先採購國產低成本、高性能無人載具。國防部原規劃籌購逾21萬架、艘，數量如此之大，驗證標準便不能跟著數量放寬。台灣評估新裝備時，應要求提出可驗證的任務效果：系統在通訊不穩、定位受干擾時，還能完成多少工作？訓練需要多久，故障能否在地處理？答案未必適合全部公開，但必須有人負責查驗；預算增加之後，社會更需要知道能力如何形成，不能把採購數量直接當成嚇阻效果。
軟體與服務依賴也應納入自主性的討論。Anduril的系統以Lattice軟體平台為核心，購得硬體之後，誰能修改軟體、誰控制資料、授權中止時如何維持使用，都影響裝備可用性；馬斯克在烏克蘭戰場上對星鏈服務範圍的單方決定，更是現成的教訓。政府在簽約時就應處理維修權、資料存取與替代方案；技術合作可以擴大台灣能力，但合作條件必須讓台灣掌握必要的運作選擇。
產業政策亦須避免把國防需求理解為接單機會。企業追求成長並無不當，國家卻要判斷哪些投資確實改善防衛、哪些只是把既有產品換上軍事標籤；新條例的「國產優先」條款是必要的起點，卻也可能成為降低驗證門檻的理由。台灣可以借鏡美方讓研發者接近使用者的做法，同時保留獨立測試與公平競爭；公共預算應支持經得起驗證的能力，不能由少數企業的技術路線代替國家選擇。
結語
需要強調的是，自主系統的責任問題，更不能等部署之後才討論。今年2月28日美軍誤擊伊朗米納布一所小學，156人喪生，其中120名是學童；初步調查指向過時的目標座標，情報系統曾示警卻遭忽略，AI輔助目標系統在作戰規劃中的角色至今沒有定論。這個案例說明，處理資訊的速度提高，不代表政治與軍事決策責任可以交給模型。當系統協助辨識目標、提出行動建議，軍方應清楚界定使用範圍、人工監督與中止機制，並保留足以追查錯誤的紀錄；越強調迅速反應，越需要防止誤判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