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日本政壇近期因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所領導的自民黨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再度掀起關於修憲的熱烈討論。許多評論急於預測修憲案能否在國會提案、能否通過嚴苛的國民投票門檻。然而，這種聚焦於「結果」的論述，恐怕忽略了政治博弈中更深層的戰略意圖。如果我們將目光從「是否通過」的單一焦點移開，重新審視推動者的核心目的，將會發現一幅截然不同的政治圖景：修憲案的提出，其首要目標或許並非在於條文的通過，而是在於啟動那個長年被視為禁忌的程序本身。
一場超越勝負的政治程序啟動
當前的普遍討論，大多圍繞著日本憲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的修憲程序，反覆辯證國會提案的高門檻，以及隨後國民投票的不可預測性。輿論彷彿在進行一場勝負預測，計算著自民黨的席次優勢能否轉化為修憲的實際動力。然而，這種將選舉結果與修憲通過直接連結的線性思維，可能過於簡化了政治行動的多元意涵。它預設了推動修憲者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新條文生效，但政治人物在歷史上的定位，往往不只取決於法案的成敗，更在於他們開啟了何種可能性。
將視角轉向行動者的意圖，一個更為深刻的戰略輪廓便逐漸清晰。對推動者而言，真正的目標或許不在於修憲案的「通過」，而在於「提案」本身。讓憲法修改案走出國會，正式交付國民投票，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對戰後日本政治禁忌的一次決定性突破。長期以來，憲法被視為不可輕易觸動的根本大法，修憲程序更是束之高閣的理論。若能將其成功啟動，讓憲法從「神壇」回歸為可被人民檢視、討論的制度，無論最終投票結果是贊成或否決，這個動作本身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改寫歷史評價的關鍵一步
若能成功發動修憲程序，發起國會提案，並將決定權交到國民手中，無論公投結果如何，推動者的政治歷史定位都將被徹底改寫。假設修憲案最終在國民投票中遭到否決，從傳統的「成敗」邏輯來看，這是一次挫敗。但在更宏觀的政治史視角下，這位政治人物非但不是敗者，反而成為了完成關鍵程序的實踐者：在國會提出修憲議案，讓全體國民有機會直接對國家根本大法表態，並最終承擔了程序啟動後的任何結果。這是一種將政治責任從間接代表制轉移至直接民主的動作，其意義超越了單一政策的是非對錯。
這一行動，足以讓推動者在政治史上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記。從單純「倡議修憲的政治家」，躍升為「實際啟動修憲程序的政治家」。這不僅是程度的差異，更是本質的飛躍。相較於過去長期將修憲停留在口號或政見階段的保守政治人物，能夠真正啟動程序者，無疑觸及了前人未能到達的境界。即便未能通過條文，歷史的評價也可能因此改寫，重點不再是修憲案的成敗，而是此人成為了讓憲法「動起來」的關鍵推手，制度因此被賦予了新的生命。
拆解修憲等於修改第九條的思維定式
長期以來，日本的修憲討論往往被簡化為圍繞憲法第九條的意識形態之爭，形成「修憲＝改九＝戰爭或和平」的簡化公式。這種過度簡化的連結，正是導致憲法討論長期僵化、無法深入探討制度設計的根本原因。然而，修憲的議題範圍其實遠比第九條寬廣得多，它可能涉及國家統治機制的調整、地方自治的強化、緊急事態條款的增訂，或是新興人權的保障等。
因此，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開始浮現：「為了守護第九條而修憲」，或是「將第九條的修正交由下一代判斷」的論述，開始在討論中占據一席之地。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護憲，也非強行推動第九條修正案的改憲。它是一種關於制度設計的哲學轉向：即當代人不應獨占對具有高度不可逆性議題的決定權。將極具象徵意義與現實影響的第九條暫時擱置，可以讓修憲討論從激烈的思想鬥爭中脫鉤，回歸到國家統治架構、制度效率與功能整備的理性層面。
更重要的是，這種「另有選項」的提出，有助於解除社會大眾對於「修憲就等於要破壞第九條」的條件反射式恐懼。一旦修憲不再等同於特定條文的改廢，討論的空間便豁然開朗。通過與否不再是唯一重點，能否將憲法議題提升到一個讓國民可以進行理性判斷的層次，才是更具價值的目標。這使得修憲成為一種中性的制度工具，而非特定的價值宣判。
結語：制度設計者的戰略棋局
綜上所述，當前高市早苗主導下的修憲攻勢，其深層邏輯可能遠非一般勝負論所能涵蓋。這更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制度啟動戰，其目標不在於短期內通過特定條文，而在於激活那個休眠已久的修憲程序。透過將憲法議題交付國民，不僅能打破長達數十年的政治禁忌，更能重新定位推動者自身的歷史角色。
這種戰略思維將修憲從價值的終極對決，轉化為關於「制度如何被使用」以及「決定權如何被分配」的設計問題。當討論不再被簡化為「修改第九條」的口號之爭，而是擴及如何讓憲法與時俱進、回應時代挑戰時，日本的政治辯論便有機會擺脫過去的僵局。最終，這場修憲案的真正意義，或許不在於它能否成為現實，而在於它如何改變了人們對於憲法可變性的認知，以及它為未來世代的判斷開創了何種制度性的空間。在這場棋局中，勝負不僅在棋盤上，更在於誰改變了遊戲的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