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1月6日，中國大陸商務部依據《出口管制法》，公告強化對日本軍民兩用產品的出口管理。此舉雖未明列管制清單，但市場普遍視其為懸掛於日本關鍵產業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尤其是稀土相關產品的管制可能性。這不僅是一項貿易措施，更是一次精準的地緣政治施壓，顯示大陸正系統性地將經貿工具法律化、武器化。從2010年的「稀土事件」到今日，管制手段已從臨時的行政干擾，升級為具備國內法基礎的戰略博弈，標誌著東北亞「經濟安全」凌駕「經濟效率」的新常態已然來臨。
從行政干擾到法律制裁：管制手段的世代演進
2010年，因海上爭端，中國大陸曾以非正式的行政手段中斷對日稀土出口。彼時做法雖具威懾力，但缺乏法律透明度，屬「灰色地帶」操作。本次行動則截然不同，其核心依據是2020年12月施行的《出口管制法》。該法賦予主管機關為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實施管制的廣泛權力，使本次措施具備明確的國內法正當性與程序正義。
此次升級的深意，在於大陸採納了與美國「小院高牆」策略相似的邏輯框架：以防止軍民兩用物項「被用於軍事目的」為公開理由。這套說辭在國際規則中佔據了某種道德與法律制高點，令對象國難以直接反駁。相較於2012年後激烈的民間反日運動，此次官方刻意保持低調，未煽動大規模民間情緒，顯示其更傾向於運用精準、可控的國家法律工具，而非可能衝擊國內穩定或外資信心的民粹力量。
「稀土牌」再出手：戰略威懾與經濟衝擊的雙刃劍
儘管公告未明確點名，但稀土無疑是本次管制的焦點。作為現代高科技產業與國防工業的「維生素」，日本對中國稀土的依存度雖較2010年後下降，但仍處高位。相關模擬顯示，若中國對日實施為期一年的稀土禁運，恐導致日本實質GDP下滑約1.3%，汽車、電子等核心製造業將首當其衝。
然而，這張王牌對中國自身亦是雙刃劍。管制將直接衝擊中國稀土企業利益，更關鍵的是，它必然加速日本及其他國家推動供應鏈「去風險化」的進程，包括開發替代來源、投資替代技術與加強回收。大陸決策層顯然預見此點，因此其策略不在於立即造成毀滅性脫鉤，而在於透過製造「持續的審查不確定性」，將稀土轉化為一種長效的政治恫嚇與談判槓桿，以相對較小的經濟代價，換取對日本戰略選擇的龐大制約力。
日本經濟的「三重苦」：供應鏈、通膨與貨幣政策困境
中國大陸的潛在管制，將使日本經濟面臨多層次衝擊。第一重是直接的供應鏈危機。作為日本製造業支柱的汽車與電子產業，其高端產品高度依賴特定稀土材料。供應不穩或成本飆升，將直接威脅生產與全球競爭力，動搖近年帶動日本經濟復甦與薪資成長的根基。
第二重是輸入性通膨壓力。關鍵原材料成本上漲將傳導至終端產品價格，這與日本銀行（央行）致力實現溫和通膨的目標相悖。第三重，也是最棘手的一重，在於貨幣政策陷入兩難。日銀正處於緩慢的利率正常化進程中，但出口管制帶來的外部需求下滑與經濟衰退風險，將使其政策空間受壓。若為抗通膨而加息，可能扼殺脆弱的經濟活力；若為穩成長而延緩加息，日元貶值可能加劇輸入性通膨。這種困境正是地緣政治風險轉化為宏觀經濟治理難題的典型體現。
地緣政治棋局：台灣問題與美日同盟的角力
本次管制升級的直接導火線，被中方明確指向日本政要在台灣問題上的言論。這顯示，大陸正將其核心的「一個中國」原則與經貿措施強力掛鉤，台灣問題已成為其對外經濟施壓的核心槓桿之一。
此舉也將美日同盟置於應對難局。美國近年以「國家安全」為由對華實施科技出口管制，大陸此次「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運用類似法律邏輯針對美國盟友，使得美日在國際法理層面難以簡單批駁。這加劇了地緣經濟的「陣營化」趨勢：一方是美國主導的對華科技封鎖，另一方是大陸針對特定國家的關鍵原材料管制。日本夾處兩強之間，戰略自主空間遭受顯著擠壓。
北京的算計：精準施壓與風險控管
深入分析，可發現北京的行動蘊含精密的成本與風險控管。首先，其目標是「政治施壓」而非「經濟摧毀」。透過法律公告創造不確定性，並保留依對方政治表態調整管制力度的彈性，使經濟工具成為一種「可調控」的談判籌碼。
其次，行動設定了「避免衝擊內部穩定」的紅線。與過去不同，此次未見大規模民間動員，反映當局警惕民粹情緒反噬，損害在華日資經營信心與國內就業市場。最後，此舉或帶有「區別對待」的策略考量。在對日示強的同時，大陸近期對韓國態度相對緩和，這可能意在分化潛在的聯合陣線，集中壓力於主要目標。
未來展望：長期對峙與結構性脫鉤的十字路口
展望未來，日中圍繞出口管制的博弈將趨向長期化。只要雙方在台灣、歷史等結構性矛盾上無根本改變，經貿關係就難以擺脫政治干擾。可能路徑有三：一是「僵持對峙」，管制常態化但力度受控，形成「冷和平」；二是「升級衝突」，管制範圍擴大並引發日本反制，加速雙邊經貿結構性脫鉤；三是「暫時緩和」，透過外交互動換取管制放鬆，但此需政治讓步，難度極高。
對產業界而言，最可能的是第一種情景。這意味著企業必須將地緣政治風險視為核心營運變數，供應鏈的多元化、戰略庫存與替代技術研發，將從選配項轉為生存必需品。
2026年初中國對日的出口管制升級，是地緣經濟時代的標誌性事件。它揭示大國競爭已深度嵌入貿易、科技與產業鏈層面，國內法日益成為服務戰略目標的利器。本次行動雖有歷史脈絡，但其法律化、精準化與戰略化的特徵更為凸顯。日本經濟面臨的「三重苦」，正是這種新型態風險的具體化身。台灣問題作為核心紅線，持續為區域經貿注入高度不確定性。無論未來走向如何，一個確定的事實是：純粹基於市場效率的全球化時代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緊密交織、充滿權衡與管控的新範式。如何在此範式中尋求風險管控與發展機遇的平衡，將是對所有國家與企業的終極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