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崑義/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徐佳青因公器使用爭議請辭獲准，原本應是檢視政府官箴、釐清行政責任的機會，沒想到事件延燒後，焦點卻從公務資源如何使用，轉向僑務委員是否受到抹黑、台灣外交工作是否遭到打擊，甚至搬出「認知作戰」、「抗中保台」為爭議辯護。這場風波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誰送了一束花，而是民進黨執政下，公共事務的爭議為何總能被導向愛不愛台灣的政治攻防？
僑委會遭質疑替徐佳青舉辦惜別宴，多位僑務委員出面澄清，強調花束由個人自費購買，並未動用公帑，法國僑務委員薛雅俶更以海外僑界對台灣的貢獻，反駁外界質疑。然而，花束是否自費，只能說明花束的費用來源，不能自動回答活動安排是否適當、行政程序是否合宜，以及公務機關有沒有必要在前任首長因爭議離任後，公開表達如此高調的支持。外界關切的從來不只是花錢多少，而是公務機關的角色與界線。
一、送花可以自費，爭議仍須說清楚
徐佳青遭質疑的事項，包括出國行程與公務支出、未成年兒子以攝影官身分隨行，以及美籍丈夫使用公務車等。相關指控究竟哪些成立、是否涉及違法，仍應由主管機關調查，不能僅憑政治人物的說法就認定有罪。
但同樣的道理，也不能因為有人自掏腰包買花，就認為所有疑問都已獲得解答。即使花束確實沒有核銷公款，也無法替其他爭議畫下句點。畢竟，公務機關不是私人俱樂部，首長職務也不應成為卸任後繼續享有特殊待遇的理由。若活動由僑界自發舉辦，就應清楚說明主辦者、經費來源及行政機關參與程度；若涉及機關名義、場地、人力或其他公共資源，也應逐項交代。
二、把質疑扣上認知作戰，無助於釐清真相
此次風波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部分僑務委員將外界批評與打擊國家外交、削弱社會韌性連結，甚至搬出「認知作戰」一詞。這類說法看似強調國家利益，卻可能模糊民主社會最重要的界線：政府的政策與官員的行為，必須容許人民質疑。
認知作戰並非不存在，境外勢力也可能利用台灣內部矛盾製造對立。但不能因為某項批評讓執政者難堪，就反過來將批評者推向敵對陣營。倘若涉及公務紀律的爭議，都能用「傷害外交」、「打擊台灣」回應，公共監督還剩下多少空間？
海外僑務工作當然重要，但若將僑界的整體貢獻拿來反駁個別官員的行政爭議，不僅混淆焦點，也可能讓真正辛勤付出的僑界人士被捲入政黨衝突。愛台灣可以是個人信念，捐款支持公共事務也值得尊重，但兩者都不能成為要求他人停止質疑的理由。
三、誰有資格決定誰才是台灣人？
薛雅俶以「先做一個人、先做一個好人，再做台灣人」表達立場，原意或許是強調做人處事應有基本良知。然而，在政治爭議中，這類道德語言容易引發另一個問題，究竟誰有資格判定別人是不是好人，又由誰決定誰更愛台灣？
陳智菡反擊「我配不配當台灣人，不是一個僑務委員說了算」，之所以引起關注，正是因為這句話觸及台灣政治長期存在的矛盾。民進黨經常以民主、多元、自由自居，卻在面對尖銳批評時，容易把政治立場與國家認同捆綁，彷彿支持執政黨才是愛台灣，質疑執政黨便可能是在替對岸服務。這種思維不只傷害在野黨，也會侵蝕民進黨自己所宣稱的民主價值。
台灣人的身分不需要任何政黨核准，愛台灣的方式也不必只有一種。有人支持民進黨，有人支持國民黨或民眾黨，也有人不認同任何政黨。只要遵守法律，每個人都應享有表達意見與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如果政治人物一方面宣稱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卻把不同意見者貼上不愛台灣、配合認知作戰的標籤，那麼所謂多元，最後就只剩下對執政者有利的多元。
四、抗中保台不能成為官箴爭議的遮羞布
這場風波對賴政府真正的考驗，在於能否證明自己願意接受與政治立場無關的制度檢驗。民進黨若認為外界批評都是在削弱台灣，最有效的反駁方式不是高喊抗中保台，而是把帳目、程序與責任攤在陽光下。
民主政治最忌諱的，就是把政黨利益包裝成國家利益，再把對政黨的批評說成對國家的傷害。這種做法短期內或許能凝聚支持者，卻會讓更多民眾懷疑，執政者究竟是在捍衛台灣，還是在捍衛自己的政治圈。
徐佳青事件最後如何發展，應交由調查與證據決定。官員離任後可以接受祝福，僑界可以表達情誼，政治人物也可以為不同立場辯護，但這些情感與政治立場，都不能取代行政責任的釐清。
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每逢爭議就進行一次愛國測驗，而是一套無論誰執政都必須遵守的行政紀律。抗中保台不能成為免責金牌，愛台灣更不應成為堵住人民嘴巴的政治口號。
如果連一場惜別宴都必須靠愛國論述來防衛，那麼真正受到考驗的，恐怕不是台灣的國際形象，而是賴政府面對監督時的民主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