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從戰略到交易的危險轉向
當前國際局勢正處於劇烈轉型期，過去數十年維繫全球穩定的規則體系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短視近利、以利益交換為核心的「交易型外交」。耶魯大學學者麥可·佈雷尼斯（Michael Brenes）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交易陷阱〉一文，警告這種外交模式不僅無法帶來和平，反而助長全球暴力與不穩定。
佈雷尼斯指出，隨著大國競爭升溫，各國政府為追求短期安全與經濟利益，紛紛放棄長遠戰略與道德原則，轉向以「交易」為導向的政策。這種邏輯或許適用於商業談判，但當它主導地緣政治時，往往導致災難性後果。
北京模式的擴張與價值真空
交易型外交的興起，與中國大陸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密不可分。自2000年代以來，北京逐步建立起一套與西方自由主義秩序截然不同的外交模式，其核心在於「互惠互利」的物質交換邏輯。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優惠貸款與市場准入，北京不僅在非洲、拉丁美洲與東南亞建立起廣泛的影響力，也重塑了國際援助與合作的基本規則。
與西方國家過去強調人權、民主改革、反貪腐等附加條件不同，中國的援助政策刻意標榜「價值中立」，強調不干涉內政，讓受援國領導人得以在不進行政治改革的情況下獲得資源與正當性。這種模式對許多政治體制脆弱、經濟發展受限的國家而言，極具吸引力。它不僅提供了即時的經濟紓困，也讓執政者得以鞏固權力，無需面對來自國際社會的制度性壓力。
然而，這種「無價值外交」的擴張，實質上削弱了國際社會對普世價值的共同承諾。當援助與合作不再與制度改革掛鉤，當國際資源可以無條件流入威權體制，全球治理的道德基礎便逐漸崩解。更嚴重的是，這種模式為其他大國提供了模仿的藉口，讓「不問是非、只問利益」成為新常態。
在此背景下，西方國家也開始調整自身策略。面對中國在全球南方的迅速擴張，許多民主國家在內部經濟壓力與選舉政治的驅動下，逐漸放棄對價值的堅持，轉而追求可量化的外交成果。佈雷尼斯指出，這種「競爭性模仿」使得全球外交環境陷入惡性循環：各國不再致力於建立共同遵守的規則，而是陷入零和博弈，為了短期利益犧牲長遠信任。
當外交關係被剝離了價值與規則的約束，僅剩赤裸裸的利益交換時，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便缺乏深層社會共識與制度保障。一旦利益分配出現分歧，合作關係便會迅速破裂，甚至演變為衝突。這正是交易型外交的最大風險：它看似靈活、務實，實則脆弱、危險。
美國的轉向與川普效應
在這場外交轉型中，美國的角色變化尤為關鍵。佈雷尼斯特別指出，川普總統的執政風格對交易型外交的興起具有催化作用。川普將其商業背景中的談判邏輯直接套用於國家戰略，將傳統盟友視為「應付費的客戶」，將戰略對手視為「可議價的對象」，徹底顛覆了美國長期以來建立的同盟體系與價值承諾。
在川普主政期間，美國退出多項多邊協定，對北約盟友施壓要求分擔軍費，對韓日等亞洲盟友提出「保護費」式的要求，這些舉措雖然在國內被包裝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實利主義，但在國際上卻造成嚴重信任危機。盟友開始質疑美國是否仍願意在危機時刻伸出援手，因為一切都取決於當下的「交易」是否對華盛頓有利。
這種轉向也讓美國在面對全球挑戰時顯得力不從心。為了爭取短期經濟利益與選舉紅利，美國外交政策日益短視，忽略了氣候變遷、核擴散、人權等長期議題。例如，為了確保能源供應，美國可能選擇與某些人權紀錄惡劣的政權合作，甚至對其國內鎮壓行為視而不見。這種妥協雖能緩解當下壓力，卻為未來的政治與道德危機埋下伏筆。
佈雷尼斯警告，當一個超級大國開始像逐利商人般行事，其外交政策便失去連貫性與戰略深度。美國不再是塑造國際秩序的主動者，而淪為被動應對者。這不僅削弱了其全球領導地位，也讓國際體系更加動盪不安。
交易外交如何催生暴力
佈雷尼斯的核心論點在於：交易型外交不僅無法止戰，反而助長暴力。首先，它賦予獨裁者與暴君前所未有的資源與正當性。只要能提供石油、稀土或港口使用權，即使大規模侵犯人權，也能在國際市場找到交易對象，逃避制裁，甚至獲得資金繼續鎮壓異議或發動代理戰爭。
其次，這類外交協議多建立在短期利益平衡上，缺乏制度性保障與互信。一旦經濟情勢變化，導致承諾無法履行，協議便迅速破裂，衝突反而更激烈地爆發。
更嚴重的是，這種外交模式往往忽視民眾聲音。當大國與獨裁者達成「歷史性協議」，底層人民的苦難常被掩蓋甚至惡化。這種被出賣的感受會轉化為憤怒與仇恨，最終引發暴動、恐攻甚至內戰。佈雷尼斯形容，這些被壓抑的社會矛盾如同火藥桶，一旦引爆，將波及整個區域，甚至演變為全球性危機。
結語：重建外交的戰略與價值基礎
佈雷尼斯在〈交易陷阱〉中所揭示的，不僅是一種外交風格的轉變，更是一場深層的制度危機。當國際關係被簡化為利益交換，當價值與規則被視為可拋棄的負擔，全球秩序便失去了穩定的錨點。這種交易型外交或許能在短期內換得經濟讓利或政治宣傳的勝利，但其代價是信任的流失、制度的空洞化，以及暴力風險的升高。
我們必須認知到，真正的和平與穩定，無法僅靠金錢與資源的流動來維繫。它需要建立在共同規則、制度信任與對人類尊嚴的尊重之上。外交政策若缺乏長遠視野與價值承諾，終將淪為危機管理的工具，無法塑造可預期的國際環境。
2026年是關鍵的轉捩點。面對地區衝突升溫、全球治理失靈的現實，國際社會必須重新思考外交的本質與目標。唯有走出交易陷阱，重建以戰略與價值為核心的外交秩序，才能避免在一次次的妥協與背叛中，滑向更深的混亂與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