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資深媒體人、前中央社董事長
美國民主黨左翼新星曼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他自稱為自由社會主義者，美國總統川普卻數再抨擊他是「共產主義者」，並批評他將帶來「經濟噩夢」。曼達尼在競選期間大打民生牌，承諾向富人增稅，擴大社會福利，增加免費公共服務，凍結部分房屋租金，吸引大批年輕支持者，各類選民的共鳴與支持也很普遍。
民主黨在關鍵地方選舉中大獲全勝，關鍵原因是美國民生日益困苦，不僅年輕人不堪現實重荷，前程茫然，連薪水不錯的雙薪家庭也開始為雜貨帳單痛苦掙扎。當前美國經濟的脆弱狀態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就像一座頭重腳輕的「疊疊樂塔」。這種危機感正蔓延全球，從紐約、倫敦、首爾、上海到台北，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的薪水增長遠遠追不上生活成本的飆升。
經濟學家Peter Atwater形容當前經濟「如同頭重腳輕的疊疊樂塔」。他曾在2020年提出「K型經濟」概念 ，指富裕階層的境況不斷改善，而弱勢群體則持續下滑。在疊疊樂遊戲中，玩家需層層堆疊木塊後小心抽取，直至塔體脆弱到坍塌。這一比喻恰如其分。當招聘停滯、裁員悄然蔓延之際，股市卻持續攀升至新高中低收入美國人正承受著日益沉重的壓力。
美國多地11月初舉行的地方選舉，結果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民主黨不僅在維吉尼亞州、新澤西州和紐約市長選舉中大獲全勝，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選舉中也表現不俗。這一結果一掃該黨去年輸掉總統選舉、參議院和眾議院選舉的頹勢。原因何在？民主黨敗選一年來，其實毫無中興氣象，何以這次選舉獲得大勝，而且得票率遠超過賀，錦麗去年大選。
今天的美國經濟呈現出嚴重的兩極化現象。最富有的10%家庭貢獻了近一半的總消費額，這主要得益於股市飆升帶來的財富增長。與此同時，低收入家庭卻在緊縮的預算、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大量企業裁員面前節節敗退。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現在佔總消費支出的近三分之二，這是歷史最高紀錄。而底層80%的人口，在疫情前貢獻了近42%的消費支出，如今卻只佔總消費額的37%。
這種差距不僅體在消費數據上，更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選擇。在英國，年收入低於4萬英鎊的家庭中，僅有14%的人表示他們有信心能負擔得起再養一個孩子。而在高收入群體中，這一比例達到30%。生育，這一基本的人生選擇，也因經濟壓力而成為奢侈。
年輕世代的情況更為嚴峻。美國學生貸款償付已經恢復，次級借款人人數正在上升。普遍而言，經濟壓力正在改變消費行為，根據研究公司Circana的數據，中低收入購房者正在減少購買服裝和玩具等各種商品。這場可負擔性危機並非美國獨有，它已成為全球富裕社會的普遍現象。在英國，水費在兩年內漲幅達48%，保險費上漲15%，食品雜貨價格總體上漲12%。約三分之一收入低於4萬英鎊的英國人表示他們已經從事第二份工作，同時四分之三的人正在減少非必要支出。儘管全球能源價格保持平穩，但仍接近歷史最高點。經濟的「疊疊樂塔」搖搖欲墜，不僅威脅著一個個家庭的生活品質，也在重塑全球政治的版圖。
今年美國經濟展現出令人驚訝的韌性，但這種強勁的表象掩蓋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潛在疲弱，因為經濟成長主要仍由高收入群體推動。這種貧富分化並不稀奇，但經濟壓力正從最低收入群體蔓延至中產階級，形成更鮮明的鴻溝，這使經濟更易陷入下行風險。
全美最富有的10%家庭正推動著近半數消費支出，這得益於股市飆升帶來的財富成長，進而帶動了今年的經濟產出。與此同時，低收入家庭則因預算緊張、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企業大規模裁員而縮減開支。生活成本的上漲速度遠不及2022年，但自疫情爆發以來，消費者價格仍上漲了27%。
穆迪數據顯示，收入最高的前20%人群目前貢獻了近三分之二的消費支出，創歷史新高；而疫情前占消費支出近42%的底部80%人群，如今占比已降至37%。研究機構Circana數據顯示，尤其是自今年早些時候宣布加徵關稅以來，中低收入消費者在服裝、玩具等各類商品上的支出均有所減少。中下階級對於通膨、尤其是租金和食品等必需品價格上漲的擔憂持續存在，薪資成長放緩、招聘疲軟及裁員加劇，政府停擺更使數百萬民眾雪上加霜，食品援助和兒童保育等福利受阻，醫療保險保費也大幅上漲。受股市上漲和房價攀升推動，社會頂層群體財富持續成長，未持有這些資產的人群則未能享受到其大幅增值帶來的紅利，而這種增值本可抵消其他領域的通膨壓力。
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是民主黨在這財關鍵選舉中的核心議題，也是全國候選人在明年參眾兩院選舉前的競選焦點。民主黨正面臨數十年來最脆弱的品牌形象，他們希望通過這一議題推動選舉勝利，並彌合自由派與中間派在政策上的深刻分歧。真實清晰政治的民調顯示，對特朗普處理通脹表示不滿的選民比對其認可的多出24個百分點，對其整體經濟治理不滿的比例也高出14個百分點。可負擔性的訴求響徹雲霄。
馬姆達尼的勝利被視為民主黨新一代的成長。他提出了包括免費托兒服務、免費公共交通和凍結租金在內的一系列可負擔性提案，這些提案在飽受生活成本困擾的選民中引起了共鳴。可負擔性不再只是一個經濟學術語，更是衡量社會穩定與政府正當性的關鍵指標。
Affordability這個原本屬於經濟學教科書裡的詞彙，如今正成為全世界富裕社會的核心語彙。它不再是一個冰冷的統計數字，而是衡量社會穩定、代際信任與政府正當性的關鍵指標。衡量結果讓人心涼。
這不僅是市場失靈的結果，更是政策決策者長期忽略結構性風險的後果。資金寬鬆與資產泡沫讓政府得以暫時維持就業與消費的表象，卻以犧牲可負擔性為代價。對普通人而言，這意味著明天的生活會更貴，未來的夢想更遙遠。房源有限、基礎建設滯後、都市政策缺乏協調，結果是更多的人爭奪更少的資源。市場價格因此飆升，而原有居民則感覺自己被擠出城市的核心生活圈。這樣的壓力直接反映在政治版圖上。面對生活成本上升，選民不再滿足於口號式的「經濟成長」或「數位轉型」，而是要求政府能實質改善他們的日常負擔。任何政黨只要不能對「可負擔性」提出具體解方，無論是住房、交通、能源還是教育，就必須準備承擔政權輪替的代價。
中下階級的壓力正改變世界政治的重心。高房價讓年輕人延遲成家生子；高租金讓家庭開支失衡；能源與交通價格上漲壓縮了所有人的可支配收入。公司雖然在財報上仍有獲利，但薪資與勞動條件的改善微乎其微。被擠壓的中產階級正轉向對現有政治體制的不信任與反抗。這就是「Affordability 政治學」的誕生。如今的民主選舉，不再圍繞傳統左右之爭，而是分裂為能否「活得下去」的現實選擇。政黨若無法緩解可負擔性危機，就算經濟成長數據漂亮，也無法重新贏回民意。反之，那些能提出具體承諾、即使帶著民粹色彩的政治人物，反而更能獲得支持。
政府若要重新贏回信任，必須回到讓人民能「負擔得起生活」這個最基本的責任；如果做不到，那麼換人執政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結果。因為在今日的全球化世界裡，失衡的可負擔性不只是經濟數字，而是社會信任崩塌的前兆。
可負擔性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全球中產階級的焦慮，也揭露了過去十年寬鬆貨幣與房地產至上的後遺症。當人民用選票懲罰無力控制生活成本的政府時，其實是在發出一個明確訊息：如果政府無法解決 Affordability 的問題，它就失去了執政的正當性。未來的政治將不再由理想敘事所主宰，而由每一張超市帳單、每一次租金調漲、每一頓被迫放棄的外食構成。因為在這個時代，真正的選舉議題只有一個——可負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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