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
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取得參、眾兩院控制權，川普後半任期將面對分立政府。對美中台關係而言，這意味著美國的對外承諾將接受更強的國內制衡：白宮希望成交的安排，國會未必接受；國會支持的安全合作，仍須行政部門執行。北京與台北都必須重新評估，誰有能力作出承諾，又有能力將它兌現。
筆者判斷，未來兩年最可能出現三個相互牽動的趨勢：川普更需要可以宣稱為成果的對中交易，國會更可能提高科技與安全讓步的政治成本；北京維持對美接觸，也持續運用對台壓力；台灣獲得更多政治聲援，但安全承諾的落實更依賴華府協調。這是一段需要積極經營、也必須防止誤判的調整期。
川普更需要交易 國會提高讓步成本
新國會2027年園月3日就任後，民主黨可透過調查、撥款與任命審查，要求白宮交代對中政策的成本。川普仍掌握行政權與外交談判主導權，並能否決法案。國會的約束能力，取決於具體法律授權、議員能否維持一致，以及是否形成足以推翻總統否決的跨黨共識。
因此，川普受挫不必然使北京更容易取得讓步。國內立法受阻，可能提高總統追求外交成果的誘因；但國會質疑增加，也會削弱協議的持久性。我的預期是，局部採購、關稅調整與個別許可等交易仍有空間，涉及科技優勢與安全承諾的全面安排，則更難獲得穩定支持。
《外交事務》最近一篇題為〈跛腳川普的危險〉的文章說得更直接：朝小野大的第二任期總統，往往把政治遺產轉向較少受國內掣肘的外交；川普若被調查與彈劾逼到牆角，可能在國際上更激烈出手，甚至犧牲烏克蘭與台灣，換取與俄中的和平協議。但文章也判斷，川普最大的動作可能是與普丁、習近平舉行強權會談，而且恐怕難有實質成果：俄中都無意達成三方核武協議，普丁不願妥協，習近平則把台灣視為內部問題。
這項警告值得重視，但「犧牲台灣」未必以公開交易的形式出現。北京既然把台灣視為內政，就不會接受由美方「讓出」台灣、再寫進三方協議的安排；更可能發生的，是軍售延後、涉台措辭調整，或危機溝通規則先由兩強界定，讓台灣的處境在一連串小讓步中被改寫。國會管不了外交方向，卻能透過撥款與國防授權法，提高這些小讓步的政治成本。
民主黨的對中立場已有線索。9月24日，參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成員與其他民主黨參議員聯名批評川習峰會，質疑政府放行高階晶片及製造設備銷往中國，並要求落實對台防務援助與軍售。這份聲明顯示，民主黨對川普的批評，也包含對中讓步犧牲長期安全的疑慮。
不過，國會無須批准每一次外交接觸，民主黨內部對關稅、企業利益與軍事風險也未必一致。真正影響結果的，是具體議題能否形成跨黨聯盟，並把反對意見轉化為有約束力的法律或預算條件。
北京維持接觸，也會重新評估施壓成本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1月4日表示，美國期中選舉屬於美國內政，中方願繼續落實兩國元首共識、加強溝通、妥善處理分歧並拓展合作。這是北京的公開立場，反映其仍希望維持對白宮的交往管道，尚不能據此推論對台政策出現變化。同一天，國台辦則要求民進黨廢棄台獨黨綱，並以承認「九二共識」為恢復協商的前提。
對北京而言，維持經貿往來、降低科技限制及推進對台目標，是彼此牽動卻不完全一致的考量。美國國內分歧可能增加議價機會，但施壓台灣也可能促成國會兩黨合作。北京需要權衡：逼迫台灣讓步所增加的籌碼，是否足以抵銷美台安全合作因此深化的代價。
路透社11月1日報導，中國海警持續在台灣東部海域巡航，台灣官員認為，北京正結合軍事、準軍事與民間力量，演練可能的海上封鎖。這一判斷應與已觀察到的巡航事實分開，但它揭示了重要風險：壓力可以透過海警、軍事部署與管轄權主張逐步累積。
可預見的基準情境是，美中接觸與對台施壓並存，全面軍事衝突仍非未來兩年的主情境。但反覆施壓會消耗危機處理空間。北京若把華府內部分歧解讀為美國無意反應，台灣若把國會強硬表態解讀為行政部門必然介入，都可能誤判承諾的邊界。當三方依不同訊號行動，小規模事件也可能引發超出原先意圖的升級。
對台支持的關鍵，在於程序與交付
台灣可以運用新國會的監督力量，爭取更明確的安全合作進度，但必須理解美國制度的實際安排。《台灣關係法》規定，防務物資與服務的性質及數量，由總統與國會依法依台灣防衛需要判斷；遇到相關安全威脅時，也由總統與國會依憲政程序決定適當行動。
這套安排提供持續合作的法律基礎，卻沒有預先承諾每一種危機下都採取相同的軍事回應。國會聲援、軍售批准、裝備交付與危機介入，分屬不同決策層次。台灣需要爭取的，是讓這些環節相互銜接，降低承諾停留在聲明上的可能。
「六項保證」所載，美方未同意就對台軍售事先諮詢北京，也不會施壓台灣與中國談判，仍是檢視美方政策的重要依據。它們屬政策承諾，與《台灣關係法》的法律性質有別；實際有無遵循，仍須檢查行政行為，而不能只看官員是否重申原則。
具體而言，台灣應與美方逐案釐清軍售的審查、簽約、生產、訓練及交付進度，並辨認延遲究竟來自政治決策、產能或台灣的接裝準備；約一百四十億美元的第二批軍售至十月仍未放行，正是最需要釐清的案例。國會監督可以處理行政怠惰與資源分配，卻無法以決議代替產線與訓練。台灣也應公開可揭露的進度與風險，讓社會知道預算如何形成可用能力。
跛腳總統的外交冒險，也可能從另一個方向影響台灣。前述文章認為，對古巴動武不需投入太多軍力，又能轉移外界對伊朗戰事失利的注意，對川普頗具吸引力。華府已曾以全球軍事需求與國防產能說明軍售時程；若再開新戰線，台灣的交付更可能被排在後面。
更值得爭取的，是讓合作經得起政黨輪替：以持續預算、明確交付節點、訓練與維修安排，降低對個別政治人物意願的依賴。國會聲援若能轉化為這些制度成果，才會實質改善台灣的安全處境。
科技合作深化，台灣仍須保有議價能力
美中台關係的另一條主線，是半導體、AI與供應鏈的利益分配。選後已有分析指出，民主黨主導的國會將在AI與台灣議題上對北京加壓，限制川普提供科技優惠的空間；晶片定位追蹤、盟國設備同步管制等跨黨法案，共和黨也已同意附入2027財年國防授權法。這仍是預期，尚須由新國會的法案、聽證及預算決定驗證。
而先進科技的安全審查將會持續，台灣在供應鏈中的地位也會受到重視。但安全合作與商業利益未必一致。美方可能同時支持台灣安全、要求更多在美投資，並推動降低對海外產能的依賴。台灣既要參與合作，也須釐清誰承擔成本、誰取得技術與收益，以及承諾能維持多久。
台灣企業因此須將市場准入、技術授權、補貼條件、合規成本與人才配置一併考慮。政府則應爭取穩定且可核對的規則，避免以不斷追加投資，換取缺乏持續保障的短期優惠。對外布局能否反過來支持本地研發與產業升級，應成為政策評估的核心。
半導體的重要性可以增加各國維護台海穩定的誘因，但不能代替防衛、外交與社會韌性。台灣須持續改善能源、電網、人才與研發條件，使外部合作建立在可持續的競爭力之上，也讓產業收益與調整成本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台灣需要跨黨外交，也需要可驗證的降溫安排
外交部發言人蕭光偉11月4日表示，台灣對美交往一向採取跨黨派路線，並將在此基礎上深化安全、經貿、科技與教育合作。這個方向值得落實：台灣需要同時與行政部門、兩黨國會議員及地方政府維持關係，避免把一黨勝選當成對台政策的全面保證。
對外關係也需要國內支持。重大國防與產業承諾，應向國會及社會說明目的、成本、交付條件與替代方案。台灣無須在所有兩岸議題上取得一致，卻有必要在防衛準備、危機溝通及民主決定權上建立最低共識。這會降低政策反覆，也使合作夥伴更能規劃長期投入。
同時，台灣應爭取降低兩岸誤判的具體安排，包括海空意外通報、海上救援及必要的人員往來協調。可以先從範圍有限、責任明確的事項開始，約定通報對象、處理時限與事件紀錄，再依履約情況擴大合作。任何涉及台灣政治地位與人民權利的安排，都必須經過台灣的民主程序，不能由美中交易代為決定。
北京若希望台灣相信和平主張，就需要讓接觸伴隨可觀察的壓力降低；華府若希望維持可信的支持，也應提高政策協調與執行的可預期性。台灣則須把防衛準備與對話能力一併建立，使拒絕脅迫與處理分歧都有實際工具。
未來兩年，檢驗承諾能否落實
最近的檢驗點，是11月18日至19日的深圳APEC。若川普、普丁與習近平真的同框，要看的不是畫面，而是成果清單是否觸及台灣、軍售時程是否被綁進美中議程。
接下來值得追蹤的，是美中經貿安排是否附帶涉及台灣安全的條件、國會監督是否改善防務交付、台海軍警活動的範圍與強度如何變化，以及接觸能否帶來具體降溫。不能只以活動次數判斷風險，也須觀察是否影響航運、縮短預警時間或增加現場接觸。
如果美中建立可維持的危機溝通、對台合作按時落實，而且台海壓力實際下降，就應提高對穩定前景的評價；如果領袖往來頻繁，軍事施壓與交付延宕卻同步加劇，就須重新檢驗外交成果。
期中選舉增加了台灣可以運用的制衡力量，卻沒有替台灣完成安全保障。未來兩年，台灣應將跨黨支持轉化為可交付的防衛能力，將產業合作建立在可持續的利益分配上，並以可核驗的溝通安排降低衝突風險。能夠同時提高自身能力、維持民主授權與掌握談判主動，才有條件在美中競合之間保有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