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在「鄭習會」後，中國大陸宣布十項利台措施，其中「推動恢復上海與福建居民赴台個人遊試點」，迅速成為台灣社會與產業關注的焦點。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許舒博在日前邀請旅館、旅行、食品、糕點、青果、遊覽車等7大產業代表召開座談會。觀光署回應，此舉與中國大陸直接、間接施壓不無關聯，呼籲觀光旅遊業界抗拒不當壓力，跟政府站在一起要求中方盡速透過觀光小兩會展開協商。這一來一往之間，凸顯的已不只是觀光政策本身，而是兩岸在「交流」與「風險」之間的結構性拉鋸。
首先，必須正視一個現實：兩岸觀光從來不只是產業議題，而是高度制度化且政治敏感的互動領域。過去陸客來台的開放與限縮，確實曾出現「說開就開、說停就停」的情況，對台灣業者造成顯著衝擊。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強調制度化協商、避免單方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並非沒有道理。
觀光政策僅置於風險防範壓縮了「機會管理」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當政策完全被置於「風險防範」的框架下時，是否也同時壓縮了「機會管理」的空間？
此次大陸提出恢復部分地區居民來台個人遊，無論其背後動機為何，客觀上確實涉及人員流動、消費需求與產業復甦等實質效應。對長期受疫情與兩岸關係影響的觀光、旅宿與相關產業而言，這不僅是政策訊號，更是具體的市場機會。因此，產業界的積極回應，其實反映的是經濟理性，而非單純的政治選擇。
在這樣的情況下，若僅以「外部壓力」作為主要解釋框架，甚至要求業者「站隊」，恐怕會忽略產業自身面對生存與發展的現實考量。產業需要的是可預期的政策環境，而不是在開放與管制之間反覆擺盪。
當然，觀光署所強調的制度程序，例如透過觀光小兩會進行協商，以確保旅遊安全、品質與穩定性，確實具有必要性。問題不在於是否協商，而在於協商是否成為「延遲交流」的理由，甚至演變為「不交流」的結果。
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完全開放與完全封閉，都是極端選項。前者可能放大短期衝擊，後者則可能累積長期不確定性。真正可行的路徑，應是在制度框架下，逐步恢復並調整交流，使其既可控又可持續。
兩岸觀光不應只是「要不要開放」，而是「如何開放、如何管理」的問題。
進一步而言，觀光交流的意義，也不僅在於經濟收益。人員往來本身，即是一種低成本的互動機制，有助於降低資訊不對稱與誤判風險。當交流完全中斷，雙方對彼此的理解，將更容易被單一敘事所主導，反而提高長期衝突的可能性。
因此，將觀光交流完全視為政治工具，固然需要警惕，但若因此全面壓縮其功能，同樣可能帶來反效果。
兩岸交流可以制度化 但不讓制度成為阻礙
此次爭議所揭示的，正是台灣當前政策所面臨的核心挑戰：如何在防範風險的同時，不錯失機會；如何在維持制度的同時，不讓制度成為阻礙；以及如何在強調安全的同時，仍保留必要的交流空間。
對政府而言，關鍵不在於要求產業「選邊站」，而在於提供一套清晰且可預期的政策路徑，使業者能在可控風險下進行規劃與投資。對產業而言，也需要在機會與風險之間取得平衡，而非單純依賴短期政策訊號。
兩岸觀光的未來，不會由單一政策決定，而是取決於制度安排、產業選擇與政策節奏的共同作用。
在壓力與機會並存的情境下，真正考驗的，不是哪一方的立場，而是整體社會是否具備將交流轉化為穩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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