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大陸創下人類歷史上單一國家最大的貿易順差，將近1.2兆美元；與此同時，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將「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畫」列為今年政府首要的經濟工作目標，形同啟動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最全面的財富重分配，其政策難度可謂空前。
根據中共的「居民增收計畫」，北京要替8.5億勞工增加收入，要提高2.4億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還要幫每年1270萬名大學畢業生找工作，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居民增收計畫」可不像過去發消費券刺激消費，而是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蛋糕」，但分蛋糕可不是請客吃飯，有人多了，就有人少了，關鍵是誰來付帳。
為什麼中共在出口暴增、順差創人類史上新高之際，卻要冒險推動財富重分配？原因是過去靠「出口＋投資」推動經濟成長的模式行不過了，2025年2月以來，大陸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每月都是負成長（僅7月份持平），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更是全年每月都負成長。
在拚命把貨物賣出去的同時，大陸的內需消費卻起不來，消費率只有39%，與美國的68%，相差近30個百分點。
大陸民眾的儲蓄率雖然高達45%，但是卻不敢花錢，原因是有「四座大山」壓在每個勞工的身上，即房貸、教育、醫療和養老支出。
造成大陸民眾儲蓄雖高但卻不敢花錢的根源出在：財富分配出了問題。過去30年，大陸財富分配嚴重偏向資本和資產，根據「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的數據，截至2025年10月，北京、上海、深圳三個一線城市的新建住宅價格漲幅均在3倍以上；但大陸的最低工資從2015年之後成長變慢，以深圳為例，最低工資標準2015年是2030元人民幣（下同），2025年漲到2360元，漲幅僅為16.3%。
有房的人可以躺著賺，沒房的人拚命打工所得卻永遠追不上飆漲的房價，這就是大陸過去財富分配的不公平之處，同時也是大陸內需起不來的關鍵所在。
要替大陸民眾增收，有四種途徑，但同時也有各自的路障：
一，財政直接買單。增加養老金，增加中央給地方的轉移支付，增加福利補貼；但是大陸地方財政目前普遍困難，有些縣級單位甚至發不出工資。2025年中央給地方的轉移支付已經達到10.3兆，而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也達到29.7兆。由財政直接給居民增收，就得擴大赤字，最終還是要由未來的納稅人還債，要不然就是放任通膨，讓全民買單。
二，企業給工人加薪。政府可以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資，要求企業進行工資集體協商，讓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提高；但企業目前普遍經營困難，逼他們給員工加薪，企業主可能裁員或是將工廠遷到東南亞，最後苦的還是勞工。
三，資本讓利。反壟斷調查，限制資本無序擴張，近年來嚴查網路銷售平台和金融機構，就是政府的行動，但查得太嚴，資金就外流；2023至2024年間就出現數次資金淨流出的情況，如2023年第三季外商直接投資（FDI）淨額為負108.5億美元，2024年第二與第三季更分別擴大至負149.7億與負116.2億美元。這種負成長現象在大陸外資FDI統計史上極為罕見，顯示外資不僅停止新增投資，更積極撤回既有資金。
四，稅制改革，徵收房產稅和遺產稅。即使在中共中央集權的體制下，這種動既得利益集團「蛋糕」的舉動也遭到頑強抵抗，房產稅、遺產稅這種在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施的財富再分配手段，竟然在大陸這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度裡難產。
四種財富再分配的路徑都有它的痛點，但就要看政府的決心如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南韓的人均GDP約為1.2萬美元，與大陸目前的1.3萬美元相當；南韓也有財團壟斷、銀行壞帳、企業負債高、內需不足的問題，跟今天的大陸相同。但當年的韓國政府採取「壯士斷腕」的手段，直接讓第五大財閥破產清算，南韓民眾看到財閥的下場後，心理得到平衡，自然願意與國家共渡難關；在休克療法實施後，南韓經濟成長率曾一度掉到負5.7%，但很快就反彈，第二年經濟成長率就飆到10.7%；2024年南韓人均GDP是3.6萬美元，超過日本。
相反的，面對亞洲金融危機，日本政府卻是繼續保護大財團、大企業，避免他們 破產，金融危機的壓力由上班族承擔，結果換來的就是勞工的消極對抗，造成日本「失去的30年」，經濟開始走下坡。
大陸有輿論就以日韓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個案來呼籲北京當局：不管是那一種財富重分配，隨之而來的陣痛一定要公平分擔，否則增收計畫就會遇到消極抵制或是政策變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