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國際關係的舞台上，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主導性的戰略思想，這些思想如同無形的手，牽動著全球權力板塊的移動與碰撞。2017年至2021年間，美國在川普（Donald Trump）第一任政府領導下，拋棄了二戰後主導多年的自由國際主義範式，轉而推行一套被外界稱為「唐羅主義」的激進外交路線。這套路線並非嚴謹的官方教條，而是其內閣中強硬派與川普本人直覺的混合體，核心在於以「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為絕對圭臬，透過交易性的雙邊主義、戰略收縮與極限施壓，對全球既有秩序發動了一場震撼性的大冒險。這場冒險不僅重塑了美國的對外關係，更在印太地區、跨大西洋聯盟以及全球經濟體系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記。
「美國優先」的戰略收縮與單邊行動
「唐羅主義」的根基，深植於對傳統多邊主義與聯盟體系的深刻不信任。其信奉者認為，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與國際合作，是榨取美國實力、犧牲美國利益的巨大騙局。因此，戰略收縮與單邊行動成為最顯著的標誌。美國接連退出或威脅退出多個關鍵的國際協議與組織，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乃至《伊朗核協議》和《開放天空條約》。每一次退出，都是一次對國際規則的公開蔑視，顯示華盛頓意圖甩開被其視為束縛的國際責任，追求絕對的行動自由。
這種收縮並非單純的孤立主義，而是一種聚焦於「直接利益交換」的選擇性介入。在安全領域，美國強烈要求北約（NATO）及日本、韓國等盟友大幅增加防衛分擔，甚至以撤軍為威脅，將聯盟關係赤裸裸地置於交易天平之上。這種做法雖在短期內迫使部分盟友增加軍費，卻從根本上侵蝕了聯盟的互信基礎。盟友開始懷疑美國承諾的可信度，被迫思考戰略自主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在符合其地緣戰略利益的領域，如印太地區，美國的介入卻空前強化，其手段是將安全與經濟議題深度捆綁，形成一套全新的施壓邏輯。
對華極限施壓：從貿易戰到科技脫鉤
「唐羅主義」最具對抗性的實踐，無疑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全面戰略轉向。川普政府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與「修正主義強權」，認為大陸的經濟崛起與技術追趕是對美國霸權最嚴峻的長期挑戰。由此，一場史無前例的貿易戰拉開序幕。美國依據《1974年貿易法》301條款，對價值數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高額關稅，指控大陸存在強制技術轉讓、竊取智慧財產權及不公平貿易行為。這場關稅戰擾亂了全球供應鏈，增加了企業成本與消費者負擔，但美方將其視為迫使北京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必要代價。
貿易戰僅是前奏，更核心的圍堵體現在科技領域。美國發動了對華為、中興等中國科技龍頭的精准打擊，將其列入「實體清單」，切斷其獲取美國關鍵技術與軟體的管道。這一行動的標誌性事件是對華為的全球晶片斷供，意圖扼殺大陸在5G乃至未來產業的領導潛力。此外，透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FIRRMA）收緊對中資審查，並遊說乃至脅迫盟友排除華為設備，「科技鐵幕」悄然落下。這一連串行動顯示，美國正力圖推動中美科技體系的部分脫鉤，以延緩大陸的技術成長，確保自身的領先優勢。大陸方面則以「雙循環」戰略、加大本土研發投入及推動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回應，兩國競爭進入以技術和標準為主導的新階段。
經濟民族主義與全球規則的重擊
與對外強硬施壓相輔相成的，是對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唐羅主義」認為，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與產業外移嚴重傷害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與工人就業。因此，除了對外加徵關稅，川普政府大幅減稅並放鬆金融與環境監管，希望引導製造業回流。然而，數據顯示，這些政策雖短期刺激了投資與股市，並壓低了失業率，但聯邦赤字急遽膨脹，所得不均問題並未緩解，而對中國大陸的關稅成本主要由美國企業與消費者承擔，未能從根本上扭轉貿易逆差。
更重要的是，這套經濟民族主義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構成了致命重擊。美國不僅癱瘓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的運作，使其爭端解決機制停擺，更傾向於拋開多邊框架，以雙邊協定（如與日本、韓國的貿易協議）重新確立對美國有利的規則。這種做法破壞了全球經濟治理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迫使各國在經濟上選邊站或尋求多元避險。雖然川普政府宣稱此舉是為了「公平貿易」，但其本質是將經濟關係徹底地政治化與武器化，為全球經濟注入了高度的不確定性風險。
爭議遺產與全球格局的深遠轉向
「唐羅主義」四年的大冒險，留下了一份充滿爭議的戰略遺產。其支持者認為，這是一劑必要的「休克療法」，打破了美國外交的僵化思維，直面中國大陸的挑戰，並讓盟友意識到自身防衛的責任。他們指出，美國經濟在疫情前表現強勁，在中東推動了《亞伯拉罕協議》這類外交突破，並重塑了對華政策的強硬共識。然而，更多的批評與反思指出，這場冒險的代價極為高昂。它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際信譽與軟實力，使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出現裂痕，並在無意中加速了其他國家「去風險化」與尋求戰略自主的進程。
對世界格局最深的影響，在於它正式終結了後冷戰初期對「歷史終結」與全球化高歌猛進的幻想，強行開啟了一個以大國競爭、制度對抗、供應鏈安全為核心特徵的「清醒時代」。無論是拜登（Joe Biden）政府後續提出的「投資、協同、競爭」三分法，還是歐洲提出的「戰略自主」，都是在「唐羅主義」所震盪出的新現實中進行調整與回應。大陸面對極限壓力，則進一步確立了以科技創新驅動、保障經濟與技術安全的發展方向。
綜上所述，「唐羅主義」作為川普時代的外交戰略冒險，是一套以美國實力為後盾、以雙邊交易為手段、以直接利益為考量的現實主義強力實踐。它如同一次針對國際體系的地震，其震源來自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焦慮與對權力轉移的恐懼。這場地震雖未完全摧毀舊秩序的所有建築，卻造成了不可逆的結構性裂痕，迫使所有主要行為者重新審視自身的位置與策略。它留下的並非一個穩定的新範式，而是一個更加分化、對抗且不確定的全球舞台。歷史將會證明，這場大冒險不僅是美國外交的一次劇烈轉向，更是21世紀世界秩序進入漫長重組與動盪期的一個關鍵引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