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蘭每天有超過800萬輛車與摩托車在街上行駛，為避開擁擠稅與停車問題，越來越多伊朗女性開始騎摩托車上路，挑戰長期以來的文化與法律禁忌。她們並非出於政治抗議，而是出於實際生活需求，改革派媒體就指出，女性騎車早已超越通勤意義，成為「選擇、獨立與平等存在的象徵」。雖然法律未變、強硬派仍主導政治，社會態度卻已悄然鬆動。
美聯社報導，當38歲的貝赫納姆（Merat Behnam）第一次鼓起勇氣，騎著她那輛黃色摩托車穿越伊朗首都擁擠的街道前往她經營的咖啡館時，交通問題並非她最擔心的事。她真正準備面對的是路人的異樣眼光、言語辱罵，甚至可能被警察攔下，因為身為女性在德黑蘭騎摩托車，長久以來被伊朗的強硬派與保守派教士視為不合體統。
然而，貝赫納姆驚訝地發現，大多數人對她態度友善。她成為伊朗女性重新審視社會期待的一部分。
這並非全面性的改變，特別是在強硬派政客要求嚴格執行頭巾（hijab）法之際。儘管以伊戰爭後當局收緊控制、強化對知識份子的壓迫，但街頭女性騎士的增加仍反映出社會風氣的微妙轉變。
「對我來說是一件大事」
貝赫納姆近日騎車到咖啡館後受訪說：「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大事，我一開始不知道該怎麼做，起初壓力很大，但漸漸地，人們的反應鼓勵我，讓我越來越有信心。」
過去有兩個主要原因讓伊朗女性無法騎乘摩托車。首先是法律層面，伊朗警察法規明文規定，只有「男性」（波斯語為mardan）可以申請摩托車駕照。由於波斯語在語法上通常沒有性別區分，這種特別指出「男性」的用詞在語言中顯得格外突出，帶有明顯的性別限制。
德黑蘭交通警察局長穆薩維普爾（Abulfazl Mousavipoor）九月接受伊朗半官方的伊斯蘭學生通訊社（ISNA）採訪時表示：「這不只是違規，而是犯罪。我的同僚會依法處理這些人，因為這些女性沒有駕照，我們不能違法行事。」
其次是文化因素。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即奉行嚴格的什葉派保守規範。女性如今雖可工作、擔任公職並持汽車駕照，但必須遵守強制戴頭巾法。2022年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依當局標準佩戴頭巾被拘留致死，引發全國抗議。
對部分保守教士與強硬派而言，女性騎摩托車是一種「炫耀外貌」（tabarruj），被伊斯蘭教視為禁忌。強硬派國會議員塞拉吉（Mohammad Seraj）九月告訴半官方的伊爾納通訊社（ILNA）：「女性騎車時保持適當遮蔽非常重要。她雙手都要握車把，又暴露在風中，自然無法維持應有的端莊服飾。」
禁令與現實格格不入
對許多人而言，摩托車禁令與德黑蘭現實格格不入，全市每天約有400萬輛汽車與400萬輛摩托車在街上奔馳。數十年來，人們常見披黑色罩袍的女性側坐在男性騎士後座的景象。
但隨著越來越多女性不再佩戴頭巾，她們開始冒險騎車上街，不僅能更靈活穿梭擁擠街道，還能省下每月高達2000萬里亞爾（約20美元）的汽車擁擠稅。雖然比例仍低，但女性騎士的身影在街上愈來愈常見。
貝赫納姆說：「這沒有什麼政治宣言或社會運動，只是因為我每天要從西部的薩塔爾汗（Sattarkhan）通勤到市中心上班，塞車、停車難，再加上進出交通管制區的限制，真讓人受不了。」
改革派呼籲放寬規定
不過，對某些人來說，這確實是一項政治議題。外界推測，改革派總統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在戰前曾主張對西方開放，他的政府可能嘗試修法，讓女性能合法申領摩托車駕照。主張在體制內推動變革的改革派人士，也公開呼籲放寬規定。
《東方報》（Shargh）九月評論指出：「是時候跨越那些無形的文化偏見與官僚藩籬了。對女性而言，騎摩托車不只是通勤方式，更是選擇、獨立與平等存在的象徵。」
貝赫納姆說，騎車甚至讓她第一次對警察產生正面印象。她說：「有一次，一名交通警察讓我覺得受到鼓勵，也更有安全感。我感覺得出，他們其實願意支持我們。」她補充說：「即使他們開口警告，也只是提醒技術上的事，像是不要亂停車、注意安全、記得戴安全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