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韓國達成為期一年的貿易休戰協議，為美中貿易戰再添新篇章。這項協議能否在激烈的大國競爭中維持下去仍難預料。但無論下一次衝突何時爆發，除了掌控關鍵稀土供應鏈與暫停購買美國農產品外，北京手中還握有一項尚未動用的武器，也就是透過控制藥品生產，使美國陷入供應困境。
彭博社報導，中國在藥品產業中取得主導地位的過程，凸顯出共產黨領導層如何利用原本為舊時代設計的開放型全球貿易體系，將之化為己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戰略專家費許曼（Edward Fishman）指出，這個體系「並非為當今的地緣政治競爭而建」，但對中國而言卻是理想的環境，使其能吸收外國技術並取代西方生產者。
如同其他產業一樣，中國的製藥業最初處於價值鏈的低端，隨後黨中央推動企業朝垂直整合與最終產品生產方向發展。如今中國企業具備與西方先進國家相當的研發與創新能力，從抗生素到多項尖端藥物，中國在製藥領域的地位足以在未來的貿易衝突中形成有力的籌碼。
即便川習會展現友好氣氛，美中緊張關係重燃幾乎可說是遲早的事。當兩國分別看待美軍在西太平洋的存在時，根本不存在真正的「雙贏」。
美國對維持區域軍事存在的承諾依然明確。川普告訴新上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我能為日本做的任何事，我們都會在那裡。」華府同時宣布在日本設立美軍新總部，並批准韓國採購核動力潛艦的要求。
除非川普一如往常改變主意，否則這些舉措對北京而言無疑是挑戰。胡佛研究所學者、極權主義專家柯特金（Stephen Kotkin）近期在播客節目指出，北京的最終目標是「瓦解美國在東亞的力量」。
一旦美中再度交惡，美國的藥品供應鏈將出現嚴重瓶頸。美國兩名參議員斯科特（Rick Scott）與紐約州民主黨人吉利布蘭德（Kirsten Gillibrand）已在參議院老年事務特別委員會（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提出警告。該委員會資料顯示，2002年美國境內消費的藥品有83%在國內製造；到2024年，這一比例降至僅剩37%。
導致這一變化的主因是從中國與印度進口的藥品激增，而印度又仰賴中國提供製藥所需的關鍵原料。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衛生資深研究員黃延中（Yanzhong Huang）8月在「中國實力」（ChinaPower）播客節目上的說法，美國藥品中約45%的原料「完全來自中國」。
若就賦予藥物效力的「有效成分」（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API）而言，約30%的美國供應鏈直接源自中國；若再計入依賴中國原料的印度製產品，比例高達60%。
中國製藥業的競爭力，並不是自由市場運作的自然結果。中國企業享有國家補貼的水電資源、國營銀行貸款、寬鬆的環保與勞動規範，以及薄弱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2019年的報告指出，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中國製藥業的成長」。黃延中表示，綜合起來，「這形成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成本故事，中國的價格幾乎低到不合常理」。
中國製藥業的另一項優勢在於監管寬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在國內工廠的安全稽查多為突擊式，能真實觀察日常運作；但對海外廠商的稽查則需事先通知，使中國企業有充分時間準備。此外，FDA稽查員還需申請中國簽證，而這些簽證並非總能順利核發。
如今美國的產能流失已達嚴重程度。著有《中國藥方》（China Rx，暫譯）的吉布森（Rosemary Gibson）在《麥卡洛報告》（The McCullough Report）節目指出，美國「已完全喪失從頭到尾生產任何一種抗生素的能力」。她說，美國政府缺乏具統籌職能的單一機構，來維持並鼓勵本土製藥生產。
由於整個供應鏈生態系統已外移，想要恢復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黃延中說，除了成本高昂，還有監管與許可的重重障礙。中國則擁有如上海浦東29.4平方公里的化工產業園區，為藥廠提供從原料到中間產物的一站式設施，運輸成本極低。這類產業園區正是中共領導層歷次「五年計劃」與「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成果，其中「中國製造2025」明確將「生命科學」列為全球領導目標之一。
美國的經濟體制本質上並不適合這種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不過，西方各國如今正逐漸意識到，需要採取以生產為導向、而非1990年代那種以消費為中心的經濟策略。
未來，唯有「美國加上盟友」的策略，才能真正與中國抗衡。日本已投入資金重建本國API產能，若能確保這些產品免關稅出口至美國市場，將有助於強化整體供應安全，也讓民主陣營更具韌性。跨國協調亦可避免歐洲最後一家抗生素製造商關廠、產能外移中國的情況重演。
但要實現這一切，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