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麟/國立大學副教授
近年地緣政治劇烈變動，半導體已躍升為國家安全的核心戰略資源。美國為了重振製造業、強化供應鏈韌性，祭出《晶片與科學法案》，以鉅額補貼吸引全球頂尖半導體企業赴美設廠。台積電作為全球晶圓代工龍頭，自然成為美方力邀的合作對象。
在美台政府的推動下，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廠的投資案迅速成形，象徵雙邊經貿與安全合作的新里程碑。然而，這項看似雙贏的計畫，在實際執行上卻困難重重。從建廠延宕、成本飆升，到勞工短缺與工會文化衝突，問題層出不窮。這不只是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更揭示了將一個高度整合的產業生態系「移植」到異地的深層挑戰。
筆者對於美國從台灣移植此類科技園區，感到悲觀，論點如下：
單點移植難成聚落：創新系統的啟示
若以英國經濟學家 Christopher Freeman「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理論來分析，美國的策略恐難達成預期目標。該理論指出，創新能力來自政府、產業、學術界與社會文化交織而成的網絡，而非單一企業或技術突破。台灣半導體的成功，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個高效、緊密且具彈性的創新生態系之上。
在台灣西部走廊，從IC設計、晶圓製造到封裝測試，形成了一個「一小時產業生活圈」，供應商與技術支援密不可分。反觀美國，雖擁有世界級大學與研究機構，但半導體製造鏈早已外移，缺乏成熟的配套社群。將台積電的晶圓廠這顆「心臟」移植到美國，卻未同步建立「血管」（供應鏈）與「神經」（協作網絡），自然難以高效運作。
創新系統理論提醒我們，複製單一成功元件而忽略其所依賴的整體環境，成功機率極低。美國若真要打造自主半導體聚落，不能只靠補貼吸引龍頭企業，更需重建完整的產業支持網路。
台灣經驗：硬體之外的制度與社群
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正是制度與社群共同作用的成果。1970年代末，政府成立工研院，引進技術、培育人才，並規劃科學園區，提供基礎設施與行政支援。更透過開發基金扮演創業投資者角色，催生聯電與台積電等企業。
台灣的成功不僅來自政策，更來自產業社群的形成。大量從矽谷歸國的工程師，帶回技術與人脈，建立起信任與知識分享的文化。這種基於共同背景與奮鬥目標的社群，使供應鏈合作超越合約，形成高度彈性與效率。
美國若以為只要劃地建廠，就能複製「美版竹科」，無疑忽略了台灣數十年制度建設與社群累積。硬體可以複製，驅動其運作的「軟體」──制度與文化，卻難以仿效。
成敗關鍵：無塵室外的人心與文化
台積電在美國設廠的挑戰，根源不在技術或資金，而是社會文化的差異。台灣半導體奇蹟，建立在「趕工文化」與集體主義的工作倫理之上。工程師為了良率與技術突破，隨傳隨到、不眠不休，這種「爆肝文化」雖具爭議，卻是效率與彈性的關鍵。
這種文化背後，是社會對「科技興國」的集體認同與高度信任網絡。但在強調個人權利、重視生活平衡、工會制度健全的美國，這套模式顯然水土不服。這不是價值高低的比較，而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契約。
技術可以轉移，設備可以購買，但文化與信任無法複製。美國若要建立本土化的半導體聚落，必須在自身文化基礎上，發展出適合的管理與協作模式。最終，決定科技園區成敗的，或許不是無塵室裡的機台，而是無塵室外的人心與文化。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