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5 年 8 月 19 日，《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登一篇題為《真正的中國模式：北京財富和權力的持久公式》的文章，由丹·王（Dan Wang）和亞瑟·克羅伯（Arthur Kroeber）發表，深入剖析北京如何藉由經濟戰略與政經結構，塑造一條既能創造財富又能鞏固權力的永續發展路徑。文章強調，這套模式並非外界常理解的「威權資本主義」或「國家主導式市場經濟」的單一版本，而是更為複雜、混合且具韌性的長期安排。以下將從製造業戰略、制度混合機制、政治治理模式、文化與價值、以及未來挑戰幾個面向，深入探討「真正的中國模式」的核心特徵。
製造業戰略與自主能力
十年前，大陸推出《中國製造 2025》，企圖扶植能源、半導體、自動化設備和高端材料等產業。這一戰略旨在減少對外依賴，推動國內製造業邁向更高端層次。與其說這是單純的科技追趕，不如說是國家以資金、政策和法規，打造一個系統性的自主產業鏈。
北京透過政策補貼和國有銀行貸款，支持具戰略地位的國企與「國家冠軍」。這些企業不僅掌握國內市場，也藉由技術引進和海外擴張提升國際影響力。雖然外界批評這樣的政策可能造成市場扭曲，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模式成功地在部分領域縮短了與西方的技術差距。
制度混合與體制韌性
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呈現出獨特的混合性。它一方面吸收市場效率，另一方面也保有強大的國家主導角色。例如，在能源領域，即使煤價飆升，電價仍維持穩定，原因在於國企承擔了調節功能，使市場波動不至於全面衝擊社會民生。
地方經濟實驗同樣體現這種混合機制。義烏商品市場透過「中位拍賣」制度，讓租金不致過度偏離合理水準，同時維持市場活力。這些制度安排顯示，中國模式不僅追求效率，也兼顧穩定與可持續。
然而，這套混合機制並非沒有代價。官僚體制和資源配置扭曲仍然存在，部分政策甚至可能抑制創新。但從長期來看，體制的韌性與調適能力，確實支撐了經濟的持續成長。
政治治理的對沖設計
大陸的政治制度既不是西方式民主，也不是單純的威權集權。它強調權力集中，但同時透過經濟流動與生活改善，為人民提供權利保障，藉此建構政治合法性。農村改革拆解了人民公社，建立鄉鎮治理架構，讓農民在市場中獲得更多流動與選擇空間，這便是一種制度性回應。
在民主形式上，大陸更傾向於協商式與政策導向的「點菜式民主」。人民對政策方向表達意見，由體制進行協商與調整，而非完全依靠競選和投票。這種做法在外界看來或許不符傳統民主定義，但在大陸情境中卻提供了秩序與效率的結合。
在法治層面，大陸提出「依法治國」但不全盤照搬西方模式。法律規範與政策靈活並存，既提供一定的制度性框架，也保有政策操作空間。這種法治與人治的結合，正是其治理韌性的另一體現。
文化價值與文明自信
經濟發展之外，大陸模式也在文化層面尋找支撐。市場精神與社會主義倫理並存，一方面鼓勵競爭和創新，另一方面維持公平與集體責任。這種雙重價值體系，使社會不至於完全滑向唯利是圖，也不會停留在平均主義。
文明復興則是大陸官方話語的重要組成。現代化被賦予文化與精神意涵，不僅是物質提升，更包括文化自信與文明輸出。藉由「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倡議，北京試圖將自身模式塑造成可供他國參考的發展路徑。
面對挑戰與未來路徑
儘管具有韌性與獨特性，中國模式仍面臨嚴峻挑戰。內部來看，房地產市場低迷與地方債務風險不斷加劇。這些問題考驗著經濟結構轉型能否順利推進。若無法平衡金融穩定與產業升級，可能削弱長期成長動能。
外部挑戰同樣嚴峻。「一帶一路」在許多國家引起疑慮，認為其背後蘊含戰略意圖。國際社會的不信任，使得大陸在擴展影響力時需付出更高代價。此外，地緣政治競爭與科技封鎖，也可能削弱其國際空間。
學界亦討論中國模式的普遍性問題。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產物，未必適用於他國。另一些觀點則認為，大陸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新範式，對後發國家尤其具有啟發意義。最終，這一模式能否成為全球範例，仍需時間檢驗。
真正的中國模式，並不是簡單的「國家主導經濟」或「威權政治」標籤可以概括。它是一套以製造業升級為核心，以混合制度為支撐，以政治治理對沖為保障，以文化價值為根基的複合體系。這一模式既創造財富，也鞏固權力，並在全球化與競爭中展現獨特韌性。
然而，隨著內部結構性問題與外部戰略壓力的累積，中國模式是否真能長久維繫，仍是一個未定之數。未來的發展將取決於制度能否繼續靈活調整，以及能否在矛盾與張力之中找到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