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威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就在司法院憲法法庭受理4件高度政治性的釋憲案時，立法院法制局提出《論國會立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的界限》報告；內文提及「憲法法庭的裁判對於立法機關僅有尊重義務，尚無遵從之必要」，挑戰憲法位階關係，引發各界議論。
對此，民進黨團怒批國會擴權。立委吳思瑤舉出憲法第78條規定，主張解釋憲法是司法院權力，又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85號，釐清憲法解釋有約束各機關及人民的效力，包括立法院，這也是《憲法訴訟法》第38條的規定。
基於憲法爭議的擴大，立法院決議依政黨比例產生39位立委組成「修憲委員會」處理之。其中「憲法判解」一詞便涉司法權與立法權的衝突問題；其意義有二：一是過往依據憲法所訂以會議方式進行的「解釋」；另一是目前依據《憲法訴訟法》所訂以法庭方式進行的「判決」；以上必須從憲法規定、民主原理加以探討。
憲法判解對立法機關有絕對拘束力：有疑慮
憲法第 79 條第2項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憲法第78條規定事項」，而第78條即為「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由此可知，憲法專設大法官賦予解釋權，但並未賦予審判職責，因此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的憲法判決欠缺憲法依據；如此一來，必然產生憲法判解是否必然對於立法機關，課以未來立法義務的疑慮。
修憲後的《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並未改變大法官解釋權，另外條文所增加的「憲法法庭」，僅限定審理兩種案件，即「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及「政黨違憲解散案」，絲毫沒有規範大法官擁有其他「審判權」！
其次，憲法第171條第2項規定「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亦即此條只規定由司法院解釋有無牴觸之疑義；至於解釋的約束力並未再規定，更證明司法判解與立法權之間，在運作上便有疑義。
換言之，憲法原就規定大法官是以「會議解釋」，而非以「法庭判決」；解釋是提供、督促立法機關參考，判決是司法機關決斷，立法機關有無另予判斷之餘地？此爭點既然憲法未加著墨，豈可過度擴充憲法所未賦予的審判職權之效力，逕而拘束再行立法的民意。
再者，憲判也不能直接取代成文憲法，這是法律體系的鐵律：「判例」不等於法律，而是補充法律！雖然「憲判」位階更高形同憲法，但也不能逾越憲法；畢竟與修憲程序需達選舉人8百萬票以上才能通過；此與《憲法訴訟法》第30條所定判決所需大法官人數額度，畢竟有很大的距離。
甚至，《憲法訴訟法》也未明文規範立法機關自我放棄的職權；因為《憲法訴訟法》第38條後段「各機關並有實現判決內容之義務。」，即給立法機關一再修法促其實現判決內容的機會，此非司法機關得以逕行干涉之處。
憲法賦予立法機關「最高」立法權
法制局報告文獻源自憲法教授廖元豪撰文，廖質疑：「司法可以、適宜、應該干涉立法或行政命令的一般性效力嗎？這是不是逾越了裁決案件的本質呢？」廖教授援引德國主流見解「立法機關可重新制定已被宣判違憲的法律」。畢竟，司法權功能在於裁判已發生的個案，並無延伸拘束未來立法的效力！
最後必須釐清，憲法法庭不是民選機關，民主國家是採取「國民主權論」，而非「司法主權論」，立法院才是代表人民立法的最高憲政機關；無論司法解釋或司法憲判，均無法限制立法機關遵循憲法賦予之職權，主動並重新立法，以體現最新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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