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鴻/軍事戰略分析師
美軍無人機（UAV）的發展史，是一部身兼技術創新與戰術革新的教材。從1990年代的戰場萌芽，到21世紀初期成為情報收集與精確打擊的戰略支柱，昔日的領先者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工業瓶頸，這不僅影響其未來發展，也為全球防務體系帶來啟示。
美軍無人機的序幕，始於1990年代，憑藉強調「一次性、低成本」的戰術型UAV試驗與部署。諸如在波斯灣戰爭中大放異彩、負責偵察與火砲校正的RQ-2 Pioneer，以及美海軍陸戰隊用於快速電子干擾與偵察的BQM-147 Exdrone，均驗證無人機的實戰可行性。其後，RQ-7 Shadow作為Pioneer的後繼者，以更長的滯空時間與續航能力，常態化融入旅級單位的偵察資產。這一階段的發展，主要依循五角大廈1994年發布的《UAV總體規劃》，為多軍種共同研發高階平台奠定基礎。
進入21世紀，美軍無人機發展步入快車道，高階平台不斷湧現，並透過清晰的戰略規劃，使其從單純偵察工具躍升為多功能作戰平台。其中，RQ-1/MQ-1 Predator透過「先進概念技術演示（ACTD）」計畫，在巴爾幹衝突中展現卓越偵察能力，隨後掛載地獄火導彈，開創「偵打一體」作戰模式。高空長航時（HALE）的代表RQ-4 Global Hawk則搭載先進感測器，能在指定區域長時間監偵，在阿富汗、伊拉克等戰場發揮關鍵作用。這些發展，均有賴於2001年五角大廈發布的《2000–2025無人機發展路線圖》，其詳細規劃感測器、推進系統、資料鏈路與自主能力等關鍵技術演進方向，奠定21世紀無人機作戰生態基調。此時期，美軍將專案化開發與實戰需求緊密結合，使無人機從戰術層面，提升為戰略性情報收集與精確打擊利器。
然而，近年來美國國防工業體系的結構性問題，已成為影響美軍無人機未來發展的最大障礙：
其一，供應鏈脆弱與外部依賴。對中國大陸企業關鍵零組件的依賴，暴露出外部風險，迫使「離岸回流」策略面臨高成本與漫長時程的雙重考驗。
其二，小型企業參與度下降。美智庫CSIS研究顯示，小型創新廠商參與防務工業的比例銳減，不僅減少技術多樣性，也延緩「可消耗式系統（attritable UAV）」等創新概念的快速迭代。
其三，勞動力與技能短缺。製造業普工與工程師的嚴重缺口，導致廠商即使獲得訂單，也難以高效擴產，凸顯人才吸引與留任的迫切需求。
最後，審批流程與預算的不確定性。傳統採購審批流程複雜且耗時，大幅拉長新式系統從概念到成軍部署的時間。
上述四點瓶頸，共同導致無人機新技術，從概念到實際部署的時間被大幅拉長，與當前「兵棋推演需要規模化小型消耗性平台」的戰術需求，產生了脫節。
美軍無人機的發展歷程，從最初的「先行試驗」到「制空/制地戰術平台」，再到「全域情報與精確打擊支柱」，無疑是技術與戰術並進的演進之路。然而，儘管五角大廈透過7月10日的備忘錄，展現重奪無人機主導權的堅定決心，這份積極藍圖卻也側面映照出其軍工產業的結構性困境，使得無人機發展，難以全然遵循最初《2000–2025無人機發展路線圖》所規劃的轉型路線。也不難看出，美國不再一味追求「高精尖」的單一突破，而是轉向涵蓋產業、技術與實戰等層面的實用主義路線。這不僅是技術的選擇，更是戰略的調整，以應對未來全球更具挑戰性的衝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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