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文化工作者梁幼祥近日回顧十年前捲入食品效期變造案件的經歷,表示自己雖經一、二審判決無罪,但多年訴訟與負面報導造成的事業損失、家庭傷痛及名譽傷害,卻難以隨判決落幕而恢復。他呼籲,司法改革必須正視偵查資訊外流、認罪壓力、訴訟拖延及無罪後名譽修復等問題,讓遭受冤屈者的聲音被聽見。
根據《中央社》2022年3月8日報導,梁幼祥涉及的食品效期變造案,一審因罪證不足判決無罪,二審台灣高等法院仍判無罪。報導並記載,他於2016年11月11日接受調查、移送複訊後,以新台幣8萬元交保。
「人民的清白,可以如此草率了事嗎?」梁幼祥回憶,當年接受調查時,大批媒體一路追逐,自己尚未經法院審判,便已被置於鋪天蓋地的負面新聞之中。他質疑,媒體當時掌握的案情從何而來?相關資訊是否經過查證?有無將偵查中的懷疑,提前包裝成確定的犯罪事實?
梁幼祥表示,案件帶來的衝擊遠超過法庭。他自述,商品下架、工作邀約與代言中止,公司經營及顧問工作受到重創;家人也長期承受憂慮與壓力。他尤其難以釋懷的是,母親晚年為案件牽掛,未能讓他有機會充分彌補這段歲月留下的遺憾。對他而言,無罪判決確認了法律上的清白,但失去的工作、親情陪伴與人生時間,並不會自動回來。
偵查不公開 不能只剩紙上原則
這起經歷提出一項司法治理的重要問題:國家尚未證明一個人有罪之前,如何避免他先在輿論中受到懲罰?偵查機關依法辦案具有公共必要性,但資訊發布同樣必須受到約束。檢察官倫理規範要求遵守無罪推定、兼顧有利與不利事證,並嚴守偵查不公開;檢察官的職責,也不是單以使被告定罪為目的。
因此,若偵查資料疑遭不當揭露,不能僅以「媒體自行採訪」作為所有疑問的終點,而應依具體事證調查資訊來源、發布流程及責任歸屬。同時,媒體也應清楚區分犯罪指控、檢方主張與法院認定,避免以聳動標題提前宣判。不過,媒體到場或報導密集,本身尚不足以證明特定檢察官洩密。真正有公信力的究責,必須建立在調查與證據之上。
認罪必須出於自由意志 不能成為擺脫程序的代價
梁幼祥另指稱,當年偵訊過程中,曾被勸說以認罪方式儘速結束案件。他表示,自己無法接受為了省去訴訟麻煩,承認沒有做過的事情。這項指控所涉及的制度問題,值得嚴肅看待:當被告所承受疲憊、名譽壓力與經濟負擔時,在其當下是否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權利,並作出自由決定?
認罪程序的正當性,必須建立在充分告知、辯護協助及自願選擇之上。倘若無辜者因不堪程序負擔而選擇認罪,即使案件迅速結案,也不能被視為司法的成功、尤其是司法正義何在?
無罪判決之外 還應有檢討與修復
檢方起訴後獲判無罪,不當然代表檢察官違法;依法提起上訴,也不能直接等同濫權。但這不表示偵查品質、證據評價與訴訟決策可以免於檢驗。尤其在一審已指出證據不足後,檢方更應具體說明原判決何處有誤,並重新檢視有利被告的資料。上訴權應服務於法律與事實的正確適用,不能淪為維持原先立場的慣性。
梁幼祥呼籲,司法機關應強化重大爭議案件的檢討機制;對有具體違失線索者,依法啟動調查與評鑑。媒體則應重視無罪結果的後續報導,在原有新聞頁面清楚補充案件結局,避免當事人多年以後,仍被過時的犯罪指控定義。對冤案與冤獄的關懷,也不能只停留在宣判當天。訴訟期間的法律協助、心理支持,以及符合要件者的補償與救濟,都應成為制度持續改善的方向。
重返校園 盼將傷痛化為公共關懷
梁幼祥表示,經歷訴訟風暴後,他選擇重新投入學習,進入政治學領域深造,並於近日分享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的消息。走過70歲生日,他希望把個人的傷痛,轉化為對司法權力與人民權利的持續關注。
他的經歷也提醒社會,當國家動用刑事追訴權,承受後果的是一個人的完整生活。司法既要追究犯罪,也必須有能力辨識錯誤、停止傷害,並向受到不當對待的人說明責任。清白不該以耗盡人生為代價;無罪之後,也不該只剩當事人獨自收拾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