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把德國東部兩場邦選、法國總統民調、英國改革黨與奧地利自由黨疊在一起，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歐洲極右翼正在取得「歷史性大勝」。這句話並非全錯。德國另類選擇黨（AfD）九月六日在薩克森—安哈特州拿下四三．八％，二十日再於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取得三八．二％；法國國民聯盟的第一輪支持度穩在三四％至三五％。
錯的是把幾場歷史性突破直接加總成「歐洲已被極右接管」。選票、政權與議程是三張不同的計分板：一個政黨可以贏得最多票卻無法組閣，也可以人在野而迫使對手採納它的問題清單。今天歐洲真正發生的，不是一條整齊向右的直線，而是激進右翼在選票上擴張、在執政上勝負交錯，並在未執政時就改寫了公共議程。
德國的突破是真的，但不是同一張地圖
德國數字最震撼，卻要先看地理。AfD在薩安州取得八十三席中的三十九席，距單獨過半僅差三席；在梅前州拿下七十一席中的三十二席。基民盟在兩地都遭重創，更在梅前州以四．九％跌出議會，是聯邦德國史上頭一遭。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INSA民調更顯示，AfD在聯邦層次以二九．五％領先聯盟黨的一九．五％。
可是，同一天的柏林由左翼黨以二五．七％居首，基民盟一八．八％，AfD雖以一六．三％創下當地最佳成績，仍只排第三。這不是全德國同步右轉，而是東部地區的被忽視感、產業與人口流失，和大城市的住房、租金與青年生活危機，正把選民往不同方向推。薩安與梅前投票率分別達七七．八％與七八．一％，雙雙創紀錄：這不是少數激進選民趁低投票率突襲，而是長期失去代表感的人重新走進投票所。
贏票不等於自動取得政府。梅前州的社民黨、左翼黨與綠黨合計三十九席，仍過七十一席議會的多數門檻；薩安州的組閣尚未落定，AfD正向瓦根克內希特聯盟探詢合作，等於在試探「防火牆」的邊界。兩地AfD都超過三分之一席次，足以阻擋須三分之二多數的修憲與人事案，卻沒有一般立法的否決權。更準確地說，防火牆仍可能擋住AfD進入行政權，卻已無法阻止它抬高別人組閣與治理的成本。梅前州選後調查顯示，五四％的AfD選民說主要是認同其政策，四一％才說是為了教訓其他政黨；當地支持已不只是一次性抗議，但它不能代表全德國，更不能替整個歐洲下結論。
在野者上升，執政者照樣被清算
法國的變數首先是司法。巴黎上訴法院七月七日維持勒龐挪用公款的定罪，判處三年徒刑、其中一年以電子監控在家執行，並處四十五個月禁選、三十個月緩刑。十五個月實刑已服畢，她因此恢復二〇二七年參選資格；但她已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電子監控暫緩執行，法律風險並未完全消失。九月的Elabe調查顯示，不論由勒龐或巴德拉出馬，國民聯盟第一輪都在三四％至三五％，第二輪模擬也多領先菲利普。
英國改革黨的情況則提醒人們，民調必須標日期。該黨五月一度接近二八％，九月已多落在二三％至二五％，與工黨打平或落後；它在下議院仍只有個位數席次。五月地方選舉重挫引爆工黨逼宮，六月補選成為催化劑，施凱爾六月二十二日宣布下台，伯納姆七月二十日接任首相。把這段過程寫成地方選舉「直接趕人下台」，是把多段因果壓成一句口號。
更重要的反例來自掌過權的右派民粹力量。匈牙利四月十二日大選投票率達七九．六％，馬扎爾領導的Tisza以五三．一八％、一百四十一席擊敗奧班的三八．六一％、五十二席，還跨過修憲門檻。美國副總統范斯選前親赴布達佩斯助陣，仍未扭轉結果。荷蘭的維爾德斯在二〇二三年以三十七席促成戰後最右的政府，十一個月後因庇護政策爭議退出聯盟；二〇二五年十月大選，自由黨與D66同得二十六席，D66僅以二萬九千六百六十八票領先，今年二月由耶滕組成少數政府。羅馬尼亞的西米翁也在去年總統決選落敗。
這不等於極右翼進入執政必然失敗。捷克的民粹派巴比什已與極右翼SPD等結盟重掌政府，波蘭也選出法律與公正黨支持的總統納夫羅茨基。義大利梅洛尼的兄弟黨仍以約二七％居首；她在歐盟、北約、援烏與財政上更制度化，卻在移民與文化議題上保留強硬路線，而她右側已冒出瓦納奇的「國家未來」，民調約七％。這些案例共同說明：標籤不能代替治理紀錄，激進程度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常數。
中間派最先失去的，是定義問題的權力
第三張計分板最關鍵：即使激進右翼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也可能先贏得議程。德國默茨政府上任後強化邊境管制，原則上拒絕部分庇護申請者入境，相關做法已遭行政法院質疑；荷蘭耶滕政府擊敗維爾德斯後，仍承諾加速庇護程序、限縮部分福利並提高國防支出。中間派為阻止激進右翼上台而向其問題設定靠攏，最後可能形成最不利的組合：政策向右，政府留在中間，執行成本與失敗責任都由中間派承擔，而激進右翼可以繼續說「還不夠」。
因此，不能只問極右翼拿到幾席。更該問：移民、治安、能源、住房與福利，究竟由誰命名為問題？可接受的答案範圍由誰劃定？如果中間派只剩下「我們比他們更會執行」的辯護，它即使暫時守住政府，也已交出政治主動權。
結構困境是真實的，但極右沒有現成解方
選民的不滿並非幻覺。歐洲失去廉價俄氣後，長期能源成本已經上升；二〇二六年美以與伊朗衝突、荷莫茲海峽事實封鎖又帶來新一輪衝擊。德國政府四月把全年成長預測從一％砍到○．五％；九月多家研究所因上半年出口與政府支出較強，把預測上修至一．二％至一．四％，但約七成成長來自政府支出。德國經濟在二〇二三、二〇二四年連續萎縮，去年僅成長○．二％；八月登記失業三百零六萬人、失業率六．五％，國際勞工組織口徑則是七月四．二％。這是停滯與安全感流失，不是經濟突然崩潰。
AI落差同樣真實，卻不能寫成歐洲「完全缺席」。二〇二五年，美國產出五十九個具指標性的AI模型，中國三十五個，法國與英國各一個；全球AI算力約四分之三在美國，歐洲約五％。歐洲仍有Mistral、ASML、EuroHPC與建置中的AI工廠，問題是前沿模型、先進晶片與資料中心算力高度依賴外部供應。德拉吉估計歐盟每年須增加七千五百億至八千億歐元投資，但那涵蓋競爭力、數位、綠色轉型與安全，並非單純的AI追趕費。
激進右翼最成熟的是解釋框架：把成本歸於移民、歐盟、全球化與菁英。它們並非沒有政策，但在廉價能源、巨額資本、共同軍購與跨境算力上，民族優先與歐洲規模常相互矛盾。它們能指出誰該負責，卻未回答誰來投資、如何分攤，以及退出共同規則後如何保住市場規模。
台灣不能用一張「極右」標籤解讀歐洲
歐洲激進右翼也不是同一支隊伍。奧班、奧地利自由黨與巴比什同屬「歐洲愛國者」黨團，巴德拉任黨團主席；AfD則屬另一個「主權國家歐洲」黨團。AfD的親俄立場相對清楚，國民聯盟近年已刻意與莫斯科拉開距離，梅洛尼則維持援烏與對中去風險。把它們一律寫成「親俄親中」，會讓台灣看錯風險，也錯過可能合作的議題。
台灣至少應做三件事。第一，不把民調當執政結果，持續追蹤聯盟算術與實際治理。第二，不只計算席次，更逐黨記錄對台海、對中去風險、烏克蘭與歐盟防務的表決。二〇二四年十月歐洲議會以四三二票對六十票通過挺台決議，主要贊成票來自中右、中左、自由派、綠黨與梅洛尼所屬的保守派；反對票主要來自AfD所屬黨團與左翼，國民聯盟議員多未投下贊成票。第三，在民主與國安紅線不退讓的前提下，建立合法、透明、跨黨派的接觸。二〇二七年四月與五月的法國總統選舉，以及正常任期下二〇二九年的德國大選，將重新排列歐洲對外政策的聯盟。
歐洲極右翼沒有全面大勝，但個別歷史性突破也不能被淡化。最值得警惕的，不是某個標籤突然佔領整張地圖，而是中間派仍坐在政府裡，卻逐步失去定義問題、組織多數與說服選民的能力。選票可以守住一屆，議程一旦交出，下一屆由誰執政，往往只是時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