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日前，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在記者會上批評，對我在大陸公眾號為文提出的民主選舉、司法終審、不駐軍、保有自衛力量與人民複決，北京「一條都不會同意」；只要中共維持絕對領導，要求它作出保證便是緣木求魚。這項疑慮有現實基礎，但它推翻的不是制度推演，而恰好是推演要證明的東西：「一條都不會同意」若為真，正是壓力測試的結論，不是對測試的反駁。它同時逼出最需要回答的問題：如果北京不願以自我約束，交換台灣在統一後承擔的不可逆義務，「兩制」還剩下什麼？
壓力測試，不是背書
我的文章不是替一國兩制背書，也不主張此刻展開統一談判，而是一次條件式的壓力測試。方法是暫時接受「一個中國、中央統一行使主權」這個對北京最有利的前提，然後問：在這個前提之下，台灣的政府能否由人民選出、案件能否在台終審、基本權利能否獲得救濟、財經與人口制度能否自主、國際功能能否延續，以及解除武裝之前有無可信的安全保障。這六組權力共同回答的，是主權轉換之後台灣是否仍有實質自治，還是只剩下「台灣方案」四個字。
測試的邏輯很簡單：把對方最有利的前提讓給對方，再看在最有利的前提下，對方願不願意接受最低限度的自我拘束。願意，方案才有討論的起點；不願意，測試就得出結論。梁副主委把六組條件讀成我對北京的期待，其實它們是台灣的門檻。門檻的用途是讓所有人看清楚誰站在門檻的哪一邊。
沒有時間表，不等於沒有時鐘
之所以現在推演，正因北京尚未提出完整方案，而台海的風險卻在升高。北京沒有公開的攻台時程：二○二七是建軍百年的能力節點，二○三五是國防現代化節點，二○四九是民族復興的政治地平線，都不能直接改寫成攻台期限。但沒有時間表，不等於沒有政治時鐘；軍力增長、台灣選舉、美中競爭與北京對長期分離的焦慮，都可能讓施壓提速。愈接近危機，台灣愈難從容設定條件，也愈容易在壓力下被迫討論對方開出的題目。
門檻必須在最後通牒出現之前說清楚，而且說清楚本身就有價值。對內，它是跨黨派都能站上的最低共識，讓「和平」不再是某個政黨的口號；對北京，它把籠統的「不可信」變成可以逐條驗證的問題；對國際社會，它把「台灣拒絕一切」的指控，變成「北京拒絕哪一條」的紀錄。台灣愈早把門檻寫下來，愈不必在危機來臨時用沉默回答。
沉默不是承諾，也不是撤回
北京過去的政策文本並非沒有承諾。一九九三年與二OOO年的白皮書都寫明台灣可保有軍隊、中央不派軍隊和行政人員駐台、台灣享有終審權；二O二二年的白皮書保留了「高度自治」等概括語，卻刪去了這些具體內容。這不能解讀為已正式逐項撤回，也不能當作舊承諾仍然有效。正確的做法，是要求北京逐項說明、重新確認，並轉化為有拘束力的制度，而不是替它的沉默作最有利的解釋。
國台辦說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吸收各界意見、照顧台灣人民感情，卻又說統一是「必答題」。若結果不容拒絕，台灣能討論的只剩包裝與執行，那就不是共同協商。和平談判可以在互信不足時開始，卻不能缺少無脅迫的環境、真實的議價、民主的授權與最終的複決。台灣若沒有形成方案與否決方案的權利，那不是「台灣方案」，只是北京替台灣制定的方案。
法律化不保證反悔，但改變反悔的價格
我也不認為把承諾寫進法律，就能保證北京永不反悔。法律化的作用有限但明確：把模糊而易於撤回的政治允諾，轉為內容可查核、變更程序更困難、違約代價更高的制度承諾。它不消滅反悔的可能，只提高反悔的價格，並讓反悔無法悄悄發生。
梁副主委以香港為戒是對的，但香港的教訓不是保證無用，而是保證全寫在交接之後、只由一方執行，所以能被單方改寫。這正是「先統一再處理」必須被擋住的原因。因此兩岸協議、憲法專章、台灣基本法、自治憲章與台灣人民複決必須彼此扣合，缺一個環節，其他環節都會鬆脫；減損核心自治須同時經北京的特別程序、台灣立法機關的特別多數與台灣居民複決，三把鑰匙缺一不可；重要保障先行生效，台灣再分階段履約，履約進度由兩岸等額組成的機構核定。一國不能被自治架空，兩制也不能被主權取消，這兩句話必須同時成立，方案才有資格叫作方案。
結論由誰作出
若北京連最低限度的自我拘束都不接受，結論不是台灣應降低條件，而是現階段不存在可信的和平統一方案；這個結論不是台灣的立場，而是測試的結果。台灣需要的不是拒絕對話，是把對話的前提寫清楚。制度推演的價值，就在把這一點檢驗清楚——讓這個結論由北京的拒絕來自證，而不是由台灣的沉默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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