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日前陸委會主委邱垂正參加2026台北安全對話公開宣稱，中共領導人個人專制趨勢，大幅增加政策誤判與決策失誤的風險；揭示「併吞台灣、取代美國」塑造成歷史使命，成為其維持執政正當性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批判中共推動戰狼外交、全社會軍事化，將南海軍事化、壓迫香港民主與新疆少數民族，並透過「一帶一路」擴展全球影響力。
基本上，上述判斷有一定程度合理性，但似乎將此發展視為全面負面因素。若界定中共政權性質如此，又呼籲中共正視中華民國客觀存在事實，與台灣民主選出的合法政府展開務實對話，如此難度幾乎是一項不可能任務。
邱主委特別指出中共藉由四大手段，對台推動「未統一先行使管轄權」戰略，包括第一，行政與司法管轄「內政化」；第二，國際體系「一中原則化」；第三，對台民眾施行「國民待遇化」；第四，離島與大陸沿海城市「融合發展化」。這顯示中共對台政策，呈現軟硬兼施及剛柔並濟雙元結構特色，第一、二項是反獨、遏獨、挫獨力度強化；第三、四項單邊行動促融促統力度，也越來越大。然而，面對此複合式極限施壓，台灣應如何應對呢？
一、 邱主委論述凸顯中共對台政策雙面性及複雜性
邱主委論述之合理與符合現實的觀察部分，首先中共權力結構與決策風險。中共自十九大、二十大以來，權力結構確實由過去的「集體領導」轉向高度個人集權。根據政治學理分析，當高度集權時將會使體制缺乏有效的反饋與糾錯機制，從而提升政策誤判與軍事行動的風險。然而，正是因為強人政治及堅持一黨專政，反而其對台政策反具有一致性及穩定性，台灣因政黨輪替反而陷入政策重大變更及斷裂。
其次，台灣戰略價值的客觀事實。邱主委提及台灣的海峽航運價值（全球約50%貨櫃航次）與半導體供應鏈地位（先進製程晶片高市佔率），這是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客觀數據，也是台灣在全球供應鏈與地緣政治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這應是台灣戰略自信及底氣，但如何藉此連結全球民主聯盟國家則非易事。各國會為保護台灣航運價值及晶片，從而軍事防衛台灣，很難如此推論。
再者，中共對台推動「法律戰」與「管轄權轉移」。中共近年推動如《反分裂國家法》深化、發布懲治「台獨」頑固分子22條意見、劃設及開啟M503航線、金馬水域常態化執法巡查等，此展現出「未統一先行使管轄權」與將台海問題「內國化」、「內政化」的戰略企圖。然而，這些改變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尚不明顯，反而政黨輪替後更為突出。
最後，凸顯中共對台政策雙面性。既強調對台政策「硬」的一面，如外交打壓、灰色地帶脅迫、法律戰；但也凸顯中共在「軟」的一面——如通過經濟惠台政策、吸引台青台商、推進福建示範區等「融合發展」手段，其目的是進行民間吸納，而非僅僅單純是的軍事威懾或司法壓迫。無庸置疑，對台政策軟硬措施，也常發生政策效果想抵消作用。
二、邱主委論述折射民進黨政府兩岸政策戰略思維框架及其侷限
然無庸置疑是，確實邱主委的論述也可能存在過於意識形態化或極端化的定性及跳躍式邏輯推論。首先，提出「併吞台灣、取代美國」作為執政正當性唯一指標，此或為完成國家統一及民族偉大復興之動機。但這似乎過度套用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框架，中共當前的執政正當性極大程度仍建立在國內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科技自主以及改善民生上。此強調對外擴張為執政正當性唯一動機，易忽視中共在經濟下行時對內部穩定與對外關係求穩的實務考量。
其次，「全社會軍事化」的概括性定性。其論述將大陸當前的社會發展，概括為「全社會軍事化」，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則此概念似稍顯誇大化。中共固然加強國防教育與全民國防意識，但其總體經濟結構與社會主軸仍為經濟生產與消費活動，此類用語帶有強烈的政治動員宣傳色彩，似乎過於簡單化、極端化，流於意識形態化界定概念，反而未能彰顯實然面大陸社會發展現狀。
再者，對中共戰略定力與底線思維評估誤區。中共將台灣問題視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其戰略優先順序依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完全統一，對台政策倡議兩反（反干涉、反台獨）、兩促（促融、促統）。基本上，只要台灣不尋求制憲變更主權範圍或宣布法理獨立，中共傾向以融合漸統、融合促統模式達成統一目標；並運用「非戰爭威懾」與「軟性融合」來延緩衝突爆發，而非如極端論述所言，時刻準備發動全面軍事衝突。
最後，儘管民進黨政府ㄧ再宣稱，願意在「對等、尊嚴」原則下，進行健康有序的兩岸交流與對話，卻堅持「兩岸互不隸屬」。這是將「談判前提」與「談判結果」，加以混淆，致難以展開談判。從中共角度而言，這等於要求中共先接受「九二共識」之外的另一種定性或放棄，始能展開對話協商談判。這導致兩岸在對話前提上完全無交集，致第一軌道、第二軌道溝通管道完全中斷，徒使「促進交流」成為一項不可能任務，增加兩岸誤判及衝突頻率。
三、兩岸應從未統先治困境邁向兩岸對話契機
總體而論，邱主委的演講雖準確地指出中共政權集權化帶來的安全及決策風險，以及中共運用法律戰與灰色地帶手段推進「未統先治」的戰略企圖。然若台灣的兩岸政策完全建立在「二元對抗」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將導致兩岸缺乏避險管道，這使台灣在面對中共的單邊進逼時失去政策彈性。
就此而論，台灣應在堅守《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基礎上，尋求一種能兼顧重疊主權事實與維護溝通可能的法理表述，優先恢復海基會與海協會在事務性、功能性、技術性、經濟性、民生性談判，如共同打擊犯罪、觀光開放、漁業糾紛處置。
同時短期內，應鼓勵學術、文化、教育、宗教、青年與工商界進行健康有序的兩岸交流及合作，透過民間的良性互動建立和平緩衝地帶，減緩中共對台的敵意與硬性施壓，打破當前兩岸「全方位對立」的封閉僵局，如此始能在動盪的地緣政治中，維持台海的和平與穩定。若一味採取冷戰思維框架，致雙方衝突如螺旋敵意上升，反而失去改善兩岸關係的機會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