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英/文史工作者
我在被追殺時躲在三張犁山中，寫了「本省外省，都是一家」一文，5月11日登「中國時報」。我說：「我生在新竹，出國前，我特地去那裡走了一遍。我的老家在文化中心旁邊，已夷平成了一塊小公園。我在保留下來的大榕樹下，坐了很久。
從小學到高中，我讀的都是新竹最高級的學校。我的小學，竹師附小，更是有名。我的同學們感情很好，畢業了快五十年，我們還每三個月就聚會一次。這次我出了風波，同學們馬上問：「我們是不是再辦一次同學會，為他打氣？」
如果“高級”，是指生活富裕，那我這外省中級軍官的孩子，實在比不上我的本省同學，他們多來自新竹的仕紳家庭，是醫生或殷商。他們彈鋼琴，我則不懂五線譜。他們住在兩層的水泥洋房裡，我家只是竹籬笆圍起來的日本榻榻米房子，四家分住。他們的便當打開是乾乾淨淨的雞蛋肉片，我的則是些雜亂的五花肉，我還記得打開自己便當的羞慚感覺。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比其他學校的人好，他們是光腳，我們有皮鞋。
我們同學間經濟雖有高低，但我們感情仍然很好，維持五十年，會到我們終老。可是一直到去年，有位同學拿出她剛逝的父親的照片，她父親也是我小時的醫生。照片上寫著她父親與日本行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關係，我這才感到，我們之間的差異，不是外省、本省，其實是中、日之別。我們小學的感情，是克服了省籍差異，但國族的差異卻仍然潛伏著，一旦有人挑起來，我們的感情、認同，就會受到衝擊，這就是台灣過去廿年來的發展。
小時我們認識一家，與我們很親，他們是外省人中最“高級”的，高到不能再高了，但在時代的變遷中，他們的生活卻很低級，或許這麼說，“困苦”吧。他們的生活還要靠我家送點小東西而有點歡樂。後來這個人又回到了那最“高級”的環境，他可能不再回新竹看了，也不再認我這個兒時朋友了。
在我小時，台北是多“高級”的地方，我坐著父親的吉普車，順著省道晃兩小時來到台北，真是興奮。我到了圓環，吃了蚵仔煎，視為人間美味，所以我才會對圓環有分感情，才會對它的消失感到失落，才會寫“繞不出的圓環”，就像我寫“中華商場”一樣。這種懷舊喟嘆，怎麼會扯到我是“高級”，因此瞧不起那些自認“低級”的人呢？」
我就在這個蚵仔煎蛋香的環境中，聽到了王昇，一個高級軍官。我小學到初中還有個好同學，黃鳴樑，他就住在我北大路家與中央路的章家米鋪中間，他父親黃福州是黑蝙蝠中隊的電子官。48年5月29日，飛機在廣東恩平金雞山被擊落，同殞的傅定昌是貴州人，其女兒傅依萍與我也熟。當時我是四年級。
蔣經國是領導空軍特種飛行部隊，黃福州又做過蔣緯國秘書，出事後蔣氏兄弟都來家裡慰問。蔣經國問黃媽媽要怎麼辦？黃媽媽說想回昆明的家裡去依父母。這當然沒問題，馬上就可反攻大陸，大家都可回家；其次呢？黃媽媽就說她認識台灣銀行的人，可否去銀行上班？蔣經國就叫趙聚鈺安排了這件事。
黃媽媽後來對我說，她在管櫃台，每個月王昇寄來錢，章浩若就會來她處領。章家米鋪距銀行就三百公尺。
初中的時候，我聽到母親說王昇的夫人熊慧英，她們是南昌高中同學，也是聚會所的教友，一樣的虔誠。後來我爸爸外面有女人，媽就一天到晚吵，還揚言要告到王昇那去。媽媽去世以後，我看到王昇給媽的一封信，大意是勸我媽還是忍耐好，如果妳還是要告，要我辦，那我再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到政治大學後，選了王昇教的「國父思想」。王老師是個好學深思的人，公務再忙，也要擠出時間看書，對三民主義下苦功鑽研，著有「國父思想」一書，他在政大任教8年。
我大二的時做話劇社長，社裡有一個新進的女同學，她很單純，但後來的故事那可談不完。我這個社長就去找老鄉王昇，請他安排軍中藝工單位協助，王昇就帶著我去圓山旁的義工總隊，又叫我去政大後面的陸光總隊，佈景道具都有了，趙琦彬、郎雄來做導演，聶光炎做燈光。
有天藝工總隊長對我說，我們沒有不幫你，你不要跟王將軍說沒有，他來責怪我們了。
有天大早我去王昇家，在和平東路，王昇上班車載我，司機叫我先進車，我一直堅持請王將軍先進。司機說不不不，還是你該先進。我才知我請主人先進車，等於我坐到右邊的主位去了。
王昇好像在班上還談到個故事，說有次他們幾個將軍去美國訪問，宴罷後美方一個少將送他們回去，請一位坐到前面，他們三人一直推辭，都擠在後座，結果這將軍一路悶著不講話。王昇後才知他們失禮，不坐前坐，等於是把主人當司機了，哈哈哈，王昇說我們不懂西方禮節鬧笑話了。
那些年政大常淹水，有次操場整個被爛泥淹埋，還是王昇調來軍隊清乾淨。好像政大付了五十萬勞軍費。（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