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5月20日，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兼任高級研究員吉迪恩·羅斯（Gideon Rose）在《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篇引發廣泛討論的文章，將當前兩場同時進行的戰爭，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干預，以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持續入侵，分別置於越南戰爭與朝鮮戰爭的歷史鏡像之中。羅斯的核心論點簡潔而銳利：戰爭的結構決定了結局的方向，而人類在歷史面前的想像力，遠比我們願意承認的更加有限。
伊朗：一部濃縮的越南劇本
羅斯指出，川普政府在伊朗的軍事干預，以驚人的速度重演了詹森（Lyndon Johnson）政府整整五年的越南政策軌跡，從介入、升級、陷入僵局到被迫談判，僅僅用了兩個月。2025年6月，美國與以色列的空襲對伊朗核計畫造成重大打擊，但伊朗隨即開始重建常規軍事力量。川普相信以色列的保證，認為一場強而有力的「斬首打擊」足以推翻伊朗政權、一勞永逸解決問題，遂於2026年2月底批准了聯合攻擊。空襲摧毀了伊朗大量軍事能力，也擊殺了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Ali Khamenei），但他的兒子穆吉塔巴（Mojtaba Khamenei）隨即繼位，根深柢固的伊朗政權並未崩潰。更糟的是，伊朗對波斯灣鄰國發動反擊，並透過限制荷莫茲海峽航運引爆了全球能源危機。
羅斯認為，一個從未準備打長期戰爭、面臨成本攀升與國內支持度下滑的領袖，開始尋找能保住面子的退場方案，這與當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面臨的困境如出一轍。但伊朗人就像當年的北越人一樣，頑固地拒絕配合，押注自己能在一場耐力賽中勝出。羅斯預測，接下來最可能出現的是一份停止戰鬥、恢復航運、但對核心爭議含糊其辭或推遲處理的協議。就像南越的最終命運一樣，伊朗核計畫乃至伊朗政權本身的最終命運，將被留待「另一天」再決定。
這樣的預測令人不安，卻也異常熟悉。1973年的巴黎和平協定讓美國得以體面撤軍、帶回戰俘，但協定的細則允許共產黨部隊留在南越境內他們控制的區域，兩年後西貢陷落。羅斯的警告在於：當一個大國的首要目標不再是「贏得戰爭」而是「找到出口」時，協議的內容往往只是推遲清算，而非真正解決問題。
烏克蘭：走向凍結的朝鮮半島
如果說伊朗的故事是一齣越戰悲劇的加速重演，那麼烏克蘭戰爭在羅斯眼中，則正在穩步走向朝鮮戰爭式的結局。羅斯指出，朝鮮戰爭與烏克蘭戰爭在結構上的相似性令人震驚。烏克蘭戰爭始於2022年2月俄軍的突襲，俄軍像1950年的北韓軍隊一樣取得了戲劇性的初期推進，而美歐官員也同樣承諾幫助烏克蘭進行抵抗。戰爭的第一年經歷了重大的軍事逆轉與戰線移動，此後數年則陷入了沿相對固定戰線的高強度僵持。
這種結構性僵局正是羅斯論證的關鍵所在。1951年夏天，當朝鮮半島的交戰各方意識到打破僵持將異常困難且代價高昂時，停戰談判開始啟動，但當代觀察家預期幾週內就能達成協議。實際上，談判陷入僵局，激烈的戰鬥又持續了兩年，直到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停戰協定才在接近雙方談判起始位置的戰線上簽署。
羅斯的觀察是，在烏克蘭，隨著交戰雙方日益疲憊與認命，批准僵局現狀的解決方案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像朝鮮戰爭一樣，烏克蘭戰爭極其慘烈，總戰鬥死亡人數達數十萬，傷亡數以百萬計，如此巨大的投入換來如此微薄的收穫，一旦戰鬥停止，短期內不太可能再度重啟。換言之，烏克蘭最可能的結局並非某一方的全面勝利，而是沿當前衝突線凍結邊界、由停戰協定維持的長期武裝對峙，就像朝鮮半島的非軍事區已經存在了七十多年一樣。
大國博弈與小國的無奈
羅斯在文章中揭示了一個令人不適卻反覆驗證的規律：當大國決定停止戰鬥時，它們會帶著自己的小夥伴一起走。1953年，新的蘇聯領導層決定止損並允許停戰推進，華盛頓則迫使首爾接受了一份它反對的協議。二十年後，華盛頓迫使西貢做了同樣的事。烏克蘭迄今為止抵抗了來自美國的壓力，但羅斯認為，如果俄羅斯有一天願意達成合理協議，美國和歐洲盟友將會找到方法確保基輔接受。在伊朗也是如此：一旦川普政府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找到共同點，美國將否決以色列和波斯灣國家堅持更強硬路線的要求。
這種「大國決定、小國服從」的模式，赤裸裸地暴露了國際政治中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無論是當年的南韓與南越，還是今天的烏克蘭與以色列，當它們的命運與大國的戰略優先事項發生衝突時，後者往往佔上風。羅斯指出，四場戰爭都經歷了核邊緣政策的考驗，核大國威脅使用核武器以嚇阻對手讓步，但從未真正付諸實施，美國在朝鮮和越南沒有使用，俄羅斯在烏克蘭沒有使用，美國和以色列也不會在伊朗使用。然而，核擴散的壓力無疑將會增加：沒有人會忽略一個事實，即烏克蘭是在放棄核能力之後才遭到攻擊的，而擁有核武器的朝鮮是安全的，沒有核武器的伊朗卻淪為廢墟。
相同的劇本 不同的演員
羅斯認為，所有這一切的共通之處，在於戰時領袖反覆出現的天真願望投射，他們輕率地假設軍事力量能輕易換取政治收穫，假設敵人不會回應，假設嚴肅的戰略規劃是不必要的。越戰時期的決策者並非愚蠢，但他們被自身的樂觀偏誤和國內政治壓力所驅動，一步步走向了他們最初試圖避免的結局。今天，同樣的劇本正在伊朗問題上加速上演，而在烏克蘭，一個更緩慢但同樣頑固的僵局正在將各方推向朝鮮半島式的凍結。
羅斯的分析框架最尖銳的啟示或許在於：戰爭的結局並不取決於個別領袖的意志或言辭，而是被更深層的結構性力量所約束。無論是越戰時期的詹森與尼克森，還是今天的川普；無論是1950年代的朝鮮半島，還是今天的烏克蘭前線，當戰爭陷入打不贏又輸不起的僵局時，結局往往不是勝利，而是一份沒有人認為是最終方案的妥協。歷史不會重複，但它確實在押韻，而那些忘記韻腳的人，注定要再聽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