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賴清德原出訪非洲友邦史瓦帝尼，卻因中國大陸施壓暫緩，最後透過史國專機接送與「ATA模式（秘密抵達後宣布，Arrival then Announce）」 成功抵達當地。對此，作家楊照5日表示，外界多將此事視為「成功的秘密外交行程」，但從開拓台灣國際空間來看，意義未必如官方宣傳般重大；他強調，外交保密不能凌駕於制度規範之上，應讓特定憲政機關或立法院相關人士在保密條件下掌握行程，「總統不能這樣偷渡出境」。
楊照昨日在節目《世界一把抓》中指出，外界多將此事視為「成功的秘密外交行程」，但總統在未公開行程下搭乘他國外交專機離境，是否有明確法源、程序與問責機制，反而較少被討論。他認為，最高權力者的公共行為必須能被檢驗，包括行程如何決定、誰應知情、搭乘何種交通工具、費用與安全責任如何處理等。
楊照舉例，例如行政院長卓榮泰先前赴日看球，政治人物的外出行程一旦涉及公權力與公共資源，就會被追問是否透明、能否問責。秘密外交或許有其必要性，但保密不能取代制度規範；若未來總統搭乘企業家私人專機、其他國家外交專機，甚至在未被掌握的情況下前往第三地，責任歸屬可能出現漏洞。
楊照強調，即便基於外交保密需求，也應建立某種可受監督的制度，例如讓特定憲政機關或立法院相關人士在保密條件下掌握行程，「這整件事情到底誰知道？決定誰知道的規範、來源是什麼？」
楊照認為，外交意義必須區分「大事」與「重要」，台灣當然需要國際空間與外交突破，但不同突破的實質效益並不相同，相較於赴邦交國訪問，近期真正讓台灣受到國際媒體關注的，是AI需求帶動下的半導體供應鏈、台灣經濟表現與台積電生態，台灣在全球產業中的關鍵位置，才是目前最具分量的國際能見度來源。
楊照說，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的其他方式，包括護照免簽待遇、參與國際組織周邊場合、國會外交、歐洲議會互動與過境外交等，相較之下，若總統只是直接前往邦交國再返回，沒有創造更大的國際曝光或過境突破，效益有限。
楊照再次強調，賴清德此次訪問史瓦帝尼，或許可被視為對外交阻撓的反制，但若從開拓台灣國際空間來看，意義未必如官方宣傳般重大；真正應被追問的，是總統秘密出境是否已有制度規範，「這件事情非同小可，總統不能夠這樣偷渡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