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3月，隨著美國與伊朗的衝突持續升溫，一個古老的戰略幽靈再次盤旋在華盛頓上空。據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傑出高級講師羅伯特·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於3月11日在《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指出，美國在伊朗的行動，正冒著陷入一個熟悉且致命的陷阱，「中型規模戰爭」的風險。這類戰爭既不像小型軍事行動那樣可以速戰速決，也無法像世界大戰那樣全面動員社會，其獨特的模糊性與消耗性，過去曾吞噬無數總統聲望與國家信譽，如今可能再次考驗美國的國力與意志。
中型戰爭的獨特詛咒
軍事史家斯托克斯伯里（James Stokesbury）早在1988年便觀察到一個現象：民主國家最善於應付兩種戰爭，一種是僅由「專業人員」執行、不牽涉一般公民的小型戰爭；另一種則是動員全社會的真正大戰。然而，當戰爭規模介於兩者之間，部分人民必須上前線、部分卻能安居家中時，民主體制便會陷入極度麻煩。
卡普蘭指出，這種中型規模戰爭不應與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謂的「有限戰爭」混淆。有限戰爭是刻意設計的，目標可能只是削弱而非消滅敵人；但中型戰爭往往是從原本意圖嚴格限制的小型戰爭中，逐步升級失控而成。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更早的韓國與越南戰爭，雖然傷亡慘重，但若與兩次世界大戰相比，實屬此類。它們造成的破壞與流血足以撕裂社會共識，卻又未大到讓全民有感，最終導致公眾對政府執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徹底失去信心。
危險的誤判與升級螺旋
在危機四伏的世界，一個超級強權如美國，不可能永遠保持低姿態。然而，卡普蘭分析，做出戰爭決策時往往籠罩在「不確定性迷霧」中，極易導致根本性的誤判。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教訓即為殷鑑，過於倉促的行動證明了其愚行。雖然2026年的伊朗政權比當年的海珊更接近核武能力，但這是否值得冒險發動一場可能失控的中型戰爭，仍是巨大疑問。
川普雖然承諾終結「永久戰爭」，卻可能因鬆散的言論、欠佳的計畫與政策紀律不足，而誤入新的衝突。卡普蘭警告，目前對伊朗雖未投入大量地面部隊，但「漸進主義的滑坡」是個大問題。一旦伊朗爆發內戰或類似狀態，華府可能被迫派遣特種部隊與顧問，隨後升級螺旋便會啟動。正如越戰耗費了甘迺迪（John F. Kennedy）與詹森（Lyndon B. Johnson）兩位總統任期的開端才演變成中型戰爭，伊朗局勢也可能走上類似軌跡。危險信號在於，當決策者過度談論地緣政治，卻輕忽當地文化與政治條件時，小型戰爭就極易膨脹為中型戰爭。歷史學家塔克曼（Barbara Tuchman）曾主張，過往在越南忽略了民族主義的本質，在伊拉克輕視了宗派問題，皆是慘痛教訓。
全球火藥庫的多重危機
伊朗並非唯一可能失控的衝突點。卡普蘭的觀察顯示，川普政府同時在其他地區埋下中型戰爭的引信。例如，將墨西哥販毒集團正式認定為恐怖組織，可能引發一場游擊式的、難以找到敵人且無法永久擊敗的消耗戰。在委內瑞拉推動政權更迭，或在奈及利亞發動飛彈襲擊，這些行動的後果都如同2003年的伊拉克一樣模糊難測。後查維茲時代的委內瑞拉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陷入無政府狀態；奈及利亞內部對基督徒的攻擊，則是該國逐漸解體的緩慢過程的一部分，極可能升級為更大規模的戰火。
卡普蘭特別點出西太平洋的潛在危機。該地區擁有全球最重要的航運線、供應鏈與經濟體，其對美國利益的影響遠大於烏克蘭或中東。若因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議題爆發戰爭，即便是中型規模，其對半導體等關鍵物資的破壞以及對金融市場的衝擊，都將使阿富汗、伊拉克甚至越南戰爭的悲劇相形見絀。卡普蘭指出，在華府與北京不斷進行的戰爭規劃，反而提高了衝突發生的可能性。而無論是對大陸或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一旦開戰，如何結束將是巨大難題，可能從共產統治的終結、到全球股市崩盤後的軍事休戰，充滿了不可測性。
恥辱、誤判與帝國的限制
驅動戰爭升級的，往往不只是戰略計算，還有古老的「榮譽」問題，受創的自尊心引發的暴力反彈。修昔底德（Thucydides）早已點明榮譽是國家間衝突的根源。卡普蘭認為，川普對個人侮辱的激烈反應傾向，在今日動盪世界中極其危險，可能導致軍事上的過度反應。他舉2004年伊拉克福魯傑（Fallujah）事件為例，四名美國平民承包商被殺害懸屍橋上後，儘管前線將領建議封鎖該城即可，但高層基於「美國榮譽受損」必須報復的考量，強行發動攻擊，結果導致數十名陸戰隊員傷亡，並引發後續更血腥的戰鬥。這個案例證明，力量越強大，越需要自我約束。
卡普蘭強調，陸地交戰尤其危險，因為它最容易陷入泥沼。川普至今在奈及利亞、委內瑞拉、伊朗的行動多仰賴海空軍，這是好事。美國應特別警惕在東半球發動地面戰爭，那裡不僅距離遙遠、情報品質也遠不如自家後院。前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曾將伊拉克戰爭想像成另一次巴拿馬行動，數週或數月即可結束，但美國對巴拿馬的情報掌握遠非伊拉克可比，且伊拉克國土廣袤得多。任何軍事行動，無論多小，都必須伴隨一個不斷更新、完整且現實的「隔日計畫」，並將專業官僚體系的區域知識納入決策。
後冷戰時期由時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提出的「鮑威爾主義」，擁有壓倒性力量、明確的退出策略、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清晰的目標與廣泛支持，否則不應投入戰爭，其終極目標或許正是為了避免中型規模戰爭。卡普蘭的結論是，歷史上存活最久的帝國與強權，都是那些能設法避開中型戰爭的國家。拜占庭帝國能延續千年，關鍵之一便是盡全力避免大規模公開戰事。
當美國慶祝建國250週年之際，卻同時面臨一系列不斷升級的衝突。若無法擺脫過去曾屢屢重創國家的中型戰爭詛咒，公眾與統治菁英之間可能出現致命裂痕。這種效應雖非立竿見影，但正是共和國緩慢衰亡的方式。在伊朗，在墨西哥，在西太平洋，決策者必須看清，每一次因憤怒或誤判而跨入的微小衝突，都可能成為下一次中型戰爭的開端，並最終侵蝕帝國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