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炫/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民眾黨立委李貞秀依法遞補不分區席次宣誓就職風波延燒，原本只是政黨內部的輪替機制，卻演變成全國政治輿論焦點，行政部門相繼要求提出喪失中國籍證明，否則將會面臨解職或限制職權處分。這場風波在於「雙重國籍」與「國安疑慮」，但若深究整起事件的法律依據與制度脈絡，李貞秀是符合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設籍屆滿十年後依法具備參選與擔任公職資格，行政法匠卻仍持續政治封殺。
賴政府以行政權力套用各種法律條文的法匠心態，即便李貞秀已完成就職宣誓，仍遭到政治圍剿與行政抵制，彷彿不是依法產生的立法委員，而是一個來自對岸的政治間諜。這場風波之所以引發輿論關注，正是因為它同時踩在情感、理性與法律層面。從情感面，李貞秀被反覆貼上「配偶」標籤，而將離婚與否連結國家忠誠；在制度上，政府表面鼓勵新住民融入社會，另一方面卻對特定人物設下重重門檻；以法律看，既然現行法令明定參政資格，就不該在個案上臨時套用其他法源加以限制。如今，情理法皆輸，政治封殺李貞秀還合理嗎？
李貞秀的個人經歷被簡化成「陸籍配偶」，彷彿只要曾經有過婚姻關係，就將永遠與中國政治體制存在連結，藉由政治解讀設下一個粗暴標籤，一段已經終止關係，仍被當作參政打壓藉口，公共政策若只剩標籤與想像，不再檢視具體條件與法律事實，這就不再是國安考量，而是一種身分歧視。
這套論述背後甚至隱含性別歧視，一名大陸女性曾與台灣男性結婚，離婚之後卻被認定喪失配偶身分，即使合法取得身分證後也同時罔顧在籍身分，李貞秀難道必須附著在男性身上？女性並非男性的附庸，婚姻關係也不等同國家忠誠，若只針對特定族群與性別採取行政打壓，就不再是理性的制度防線，而是帶有偏見的雙重歧視。
若從制度理性來看，這場風波也暴露出政府本質的矛盾心態，官方長期宣示新住民是台灣社會的重要成員，鼓勵融入參與公共事務，甚至強調多元文化是民主社會的基石；另一方面，卻對陸籍給予嚴格審視，甚至認定不具資格，再由其他行政手段杯葛。在新住民參與的初期階段，政策歡迎所有人士，一旦進入權力核心，又將門檻突然抬高。這種制度設計不敢溯及既往，也不願意從寬認定。
矛盾的是，行政部門明知李貞秀放棄中國籍並非單向行政程序，甚至可能因為制度差異而難以取得證明，卻仍要求限期補件。若當制度程序在實務上難以完成，卻被當作必要條件，那就不是法律要求，而是變相的封殺機制。賴政府若是對陸配參政存在疑慮，就該修定立法禁止。否則，法律淪為形式，政治才是唯一標準，不僅破壞制度理性，也削弱了國家治理的正當性。
回到法律層面，《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早已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在台設籍屆滿十年，便可參選公職。這項條文行之有年，並非去替某一個人量身打造，而是立法者在國安與參政權之間所作出權衡制度。既然法律具體存在，代表國家已經做出選擇，只要符合條件，就該享有參政權利。李貞秀正是依據這套制度宣誓就職，資格與程序皆屬合法。民進黨若認為制度有所缺漏，真正解方應是修法修憲，而非透過一堆行政法匠結合政治意識打壓。
詭異的是，行政院長卓榮泰與內政部劉世芳都以《國籍法》的「外國國籍」概念定錨，但兩岸關係在法律上向來被界定是「非國與國關係」，既然無法認定對岸「隸屬外國」，一邊卻又要求放棄「國家身分」，這種法律適用本身就是自我矛盾。一旦不同法律體系被任意拼接，只為處理某一特定政治人物，法治就將淪為黨同伐異。國家若要建立單一國籍立委制度，就應透過法律程序修正，能讓普羅大眾一體適用，而不該在特定個案臨時設下門檻。否則，今天可以用國籍問題封殺李貞秀，明天就可以用其他理由排除更多李貞秀，而讓依法就職蕩然無存。
李貞秀事件風波核心，不在個人，而在國家制度是否仍然可信。在情感上，她被標籤與歧視；理性層次，凸顯制度自相矛盾；回到法律，依法就職卻遭政治否決。當情理法三者同時缺漏，這已不是單一個案爭議，而是整個國家體制的民主警訊。政治可以有立場，但是國家不能沒有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