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亞太安全與戰略研究獨立工作室研究員
談論前總統蔣經國先生，常見兩種說法：一種，把他形容成靠個人意志左右歷史走向的強人；另一種，則用後來的政治發展，反過來批評他當年的決定。但如果把時間拉回當時來看，就會發現事情其實沒那麼單純。在國內外壓力同時逼近的情況下，蔣經國先生晚年的多項關鍵決策，與其說是在「設計制度」，不如說是在盡量避免局勢失控，是一種在壓力下求穩的風險取捨。
首先必須正視的是，至其執政後期，無論從軍事現實、國際環境或外交結構來看，「回到大陸」都已高度不可行。冷戰格局定型、中華民國國際承認地位的轉變，使對外戰略空間持續收縮；而在臺灣地區，社會結構快速變動，民意動員、政治參與與民主化訴求同步升高，治理風險儼然已不再來自單一方向。
在這樣的情境下，蔣經國先生所面對的，並非單純的路線選擇，而是一組同時來自「內部社會壓力」與「外部國際期待」的複合式風險。對內而言，如何在回應民主化與政治開放訴求的同時，避免體制劇烈震盪；對外而言，則必須回應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政治改革、人權與制度調整的持續關切。這些因素，本身即構成治理風險的一部分。於此脈絡下，蔣經國先生晚期所面對的，並非單一方向的治理挑戰，而是一組內外壓力同時升高的複合式風險（見圖示）。
在這種視角下，蔣經國先生晚期治理的核心，或許已不再是動員或對抗，而是如何在內外壓力交織下，維持體制的可預期性與延續性。經濟建設、制度調整與有限度政治開放，並非孤立政策，而是以分散風險、降低不確定性的整體規畫。
這也解釋了，為何當時最具爭議的接班安排，也必須放在這個脈絡中理解。若僅以威權政治的傳統邏輯看待接班問題，往往聚焦於忠誠或派系延續；但在當時的結構條件下，真正的風險不在於「誰接班」，而在於能否在民主化壓力與國際監督下，完成一個不引發失序的過渡。
正是在這樣的內外壓力環境中，蔣經國先生選擇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出任副總統。與其將此視為單一意識形態安排，不如理解為一項兼顧內部穩定與外部觀感的風險管理決策：對內，試圖緩解社會結構轉變所帶來的政治張力；對外，則回應國際社會對制度調整與政治包容性的期待。
後續政治發展確實引發不小的影響，也為後人帶來新的制度辯論。然而，歷史結果的多樣性，並不必然否定決策當下的理性基礎。政治決策從來不是在零風險環境中進行，而是在多重壓力下，選擇相對可控的路徑。學術領域亦不乏從結果出發，對此一安排提出質疑的觀點。
因此，以當下社會的視角，重看蔣經國先生的關鍵判斷，與其流於情懷或責難，不如將其理解為一位政治領導人在內外壓力交織的歷史節點上，試圖為體制爭取最大穩定空間的務實選擇。這種在限制中衡量風險、承擔不確定性的能力，或許才是這段歷史最值得被理解的地方。
而這種決策邏輯，對今日身處極度不確定環境的決策者而言，或許仍具啟示意義。（註：本文為政治分析評論，非歷史考證，重在結構條件與決策風險之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