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佩怡／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主任
在一個談判過程中，通常先表示要求談判或丟出籌碼者，往往表露出有較高的急迫性和需求性。因此，最近有關11月24日的「川習通話」，部分媒體探討究竟是誰先提出通話請求的問題，不能說是無謂的爭論。只是，一開始許多媒體引述《華爾街日報》的最初報導，稱是習近平主動致電，認為這是中方罕見的主動外交接觸，也因此台美有部分智庫與媒體稱「習近平急了」，諷刺北京的外交盲動。
然而根據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的表示，此次通話是由美方發起的；部分媒體似乎並不重視。直至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出面證實，是由美國總統川普主動致電，大致的情況才明朗化。
但筆者接下來要討論的是，為何川普要致電習近平？
技巧性迴避台灣問題
根據中國大陸《新華社》報導，習川通話雙方都提到台灣。習近平在通話中闡明中方在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強調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而針對高市首相在日本國會的言論，習表示中美曾並肩抗擊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當前更應共同維護二戰成果。因此，習川通話的焦點顯然就在「台灣有事」議題上。
但是，川普於社群平台Truth Social發文時表示，他們通話主要聚焦於俄烏戰爭、芬太尼、農產品等貿易議題上。筆者以為，是川普技巧地迴避這個問題，因為才剛在釜山APEC場邊會議討論了這些問題，沒必要再以熱線方式進行再次討論；如果不是「台灣有事」議題，也不必在「川習通話」後立刻進行「川高通話」。
更合理的推測是，川普擔心「台灣有事」議題影響他在美中「大交易」佈局，成為美中談判的變數，才有了這兩個通話。然後再技巧性地由財政部發布訊息，而非由國務院發布，故意迴避了真正主要的台灣議題，避免這個議題成了美中談判的絆腳石。畢竟，通話中也連帶地討論到俄烏與貿易問題，至於何謂「主要」議題，只是認知的問題。
換句話說，雖然不至於是要日方撤回「台灣有事」主張，但川普這兩通電話的基本意義便在於，傳遞美方希望東京降低因為「台灣有事」對區域穩定的可能變化，打亂美中大交易的主旋律。因此，接下來如果看到「台灣有事」議題在日本官方的降溫效果，便可瞭解這個研判是否正確。
中美兩大考驗
這個事件有著兩大考驗：對於北京而言，中國大陸正嘗試建立新的亞太秩序，推動、穩固中國大陸的亞太霸權地位。這個地位的建立，必須是通過亞太周邊國家對中國大陸「大國主張」的承認與接受；並且是承繼、延續自二戰以來所有的中國權益（即使1971年之前中華民國仍有效地代表中國）。這也是為何，北京要重新討論日本戰敗事實、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勝利，以及台灣光復的原因。這個主張可以達到要求日本在第一島鏈的角色限縮，穩固中國大陸對第一島鏈的戰略控制，也穩固北京對台灣的主張。
另一個考驗是對美國的考驗。第一任的川普戰略與前一任拜登的戰略，都建立在對中敵對的立場，但在經歷十年的鬥爭後，川普顯然調整了他的戰略，而朝向如何在競爭中找到合作；並且在合作中又能夠有效地壓制中國的崛起而發展。
中美的兩大考驗必然具有矛盾性，但不必然便是零和的。「川習通話」的意義便在於，川普已成功建立與習直接溝通的管道，並且也獲得習的認可。如此，中美之間產生誤判、誤解的空間縮小，武裝衝突的可能性降低，也較有可能針對某些議題得到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