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雨詩/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高市早苗贏得自民黨總裁，只差國會指名一步就可能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對台灣而言，她無疑是象徵性的友台人物：長年主張「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在印太戰略、科技與供應鏈安全上也承襲安倍路線。然而，把「友台表述」直接推論為台日關係即將迎來「黃金時刻」，既低估了東京決策的現實門檻，也忽視她即將面對的內外夾擊。高市的戰略傾向明確，但她不是在安倍式權力條件下上任；她要駕馭的是更碎片化的政局、更焦慮的民意與更詭譎的全球經貿循環。風向對台有利，風勢卻亂。
先看內政結構。自民—公明聯盟已難以穩居兩院優勢，高市將是必須「逐案議價」過日子的首相。任何涉及國防擴充、經濟安全與關鍵技術投資的跨期政策，都會在預算審查與跨黨協商中被切割、被稀釋。她能對外投射的安全訊號，未必能在對內轉化為穩固的法制設計與財政承諾；而一旦內政卡關，政權更迭的速度就會加快，使既定的台日議程反覆重排。
再看對外不確定性。美國關稅與供應鏈政策的擺盪，以及中美關係的拉扯，正在把成本推向日本的看家產業。高市若在安保上加碼配合華府、在經貿上又不得不讓渡籌碼，就難免遭遇「對外強硬、對內買單」的政治反噬。這不會消掉東京與台北深化合作的意願，但會壓縮她推動半導體、生醫、資安與關鍵基礎設施協作的政治資本，拖慢跨部會落地的節奏。
第三層掣肘是自民黨內的派系失衡。高市的勝出，更多像是保守派在連番選戰失利後的再結集；「向右轉的期待」與「財政與治理現實」相互牴觸。她既要滿足保守翼的國安訴求，又得撫平中間選民對物價、薪資與社福的焦慮。若無法在這條細窄的政治縫隙中維持敘事與施政的平衡，「換人機制」不會退場，政策連續性也更脆弱。
在安全觀上，高市與台灣的戰略語彙幾乎同頻：強調第一島鏈、強化海空監偵、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需要警惕的是，對台友善的修辭已逐漸成為日本跨黨派的「新共識下限」，真正決勝點不在喊話，而在能否把合作升級為「可追蹤、可驗證、可預算」的制度工程。把期待寄託於首相個人的友台光環，是最容易失望的路徑；把機會視為「政策加速窗口」，趁勢把象徵外交轉為結構化協作，才是穩健之道。
台灣的對策應聚焦三個轉換。第一，從「單一政黨」擴至「多黨—多派—多層級」。除了深耕自民黨與關鍵派系，要同步強化與公明、立憲民主、國民民主、日本維新等的互動，向下延伸到地方知事、政令指定都市與產業公會。當中央政局擺盪，跨黨派與地方層級就是最小可行聯盟的保險絲。第二，從「政治互訪」轉為「專案互鎖」。將海上搜救、漁業執法、海難調查與海洋污染應變，交由海上保安廳與台灣海巡署設置常態化聯合演訓與評鑑；在西南諸島—巴士海峽建立年度災防與ISR（情監偵）資料交換SOP，讓國會、媒體與民眾看得到、查得到、追得動。第三，從「經安口號」走向「部會合約」。在半導體上游零組件、先進封測設備、關鍵礦物與電池回收，設立共同採購與研發基金；把電力穩定、海底電纜與衛星備援納入雙邊演練清單，每年發布一次聯合風險摘要，提高政策可預期性。
同時，台日需要把「對美不確定」轉化為「共同風險管理」。當關稅或出口管制再度升溫，雙方可協調第三地相互代工與認證、爭取豁免清單、以及針對轉單的關稅敏感評估。這不只是商務議題，也是抗通膨與穩就業的社會安定工程，能為安全合作創造更廣的民意基礎。
至於北京的反應，短期更可能表現在輿論與技術性經貿措施，而非立即性的軍事升級。台灣宜把雙邊合作盡量放在「公共安全與社會韌性」的可受性領域，例如關鍵基礎設施護衛、資安通報、醫療與防災體系強化，降低挑釁感、提高持久度。
高市早苗的上位，象徵日本保守派對「強勢國家」敘事的再押注，但她手上的籌碼比前任保守巨擘更少，面前是少數政府、分裂民意與外部關稅風暴的三重考驗。台灣最明智的選擇不是宣布台日關係即將邁入某種「鼎盛階段」，而是在「風向友台、風勢更亂」的高市政權下，台灣唯有拋開蜜月幻覺，把當前這個「加速窗口」迅速轉化為跨黨派、可審計、能落地的制度協作。唯有如此，台日關係才不會被下一次首相輪替、下一輪關稅清單或下一場參院選舉輕易沖散，而能在亂局中長出真正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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