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戰略智庫研究員
長期以來，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敘事中，流傳著中共採取「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簡稱「七二一方針」）的對日抗戰策略。此一說法最早於1937年至1940年代間，由當時國民政府廣為宣傳。前總統蔣介石曾在公開談話中多次引用此語，指控中共「陽奉陰違」、企圖「借抗戰壯大自身勢力」。當時的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在1940年亦刊文指控中共「消極抗戰」，試圖引導大眾相信此一說法。然而，這一說法從未出現在中共官方，或第三方正式的會議記錄與文獻中，迄今無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可供佐證。
但我們可從客觀的第三方記錄與學術研究，探討「七二一方針」的真實性。首先，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記者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於1942–1945年間親歷延安特區，並將見聞詳實記錄於其日記中。這部最早於1973年在蘇聯出版的《延安日記》（中譯本），詳細記錄了延安黨政軍的討論脈絡與抗戰行動，但從未出現任何關於「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量化表述。
其次，西方學者的研究也對此提供佐證。如英國歷史學者米特（Rana Mitter）在其著作《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中指出，國民黨的宣傳常試圖弱化中共在敵後戰場的貢獻，這與「七二一方針」的政治動機相符。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中國：傳統與變革》（Chin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中也提到，國共在抗戰時期的競爭，導致大量不實指控的流傳。時至今日，當代中國大陸、臺灣與海外的抗戰史學者，亦普遍未在任何中共會議記錄或毛澤東文集中發現這種「量化抗戰比例」的說法。
事實上，中共的實際策略，可從其官方史料中得到驗證。中共官方組織，如新華網與中央黨史研究機構，曾多次在相關文件與評論中強調，「七二一方針」完全失實，扭曲了中共在對日抗戰中的實際戰略。官方強調，其主軸始終是「全民族抗戰」、「敵後游擊作戰」與「建立根據地」，而非偏安發展、敷衍抗戰。
最能證明這一點的，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於陝西洛川召開的擴大會議。會中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明確主張：堅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動員全民參與全面持久戰爭；推動民主政治改革；發展敵後根據地，並在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同時，保持自主性。該會議的核心戰略是：發動群眾、靈活機動、游擊為主，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以與正面戰場相互配合。
根據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會議記錄，毛澤東在會上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旨在分散日軍兵力，與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形成互補，其中並無任何「七二一方針」的策略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抗戰中確實利用敵後根據地擴大軍事與政治影響力，這與國民黨的指控有部分事實重疊。然而，這與「消極抗戰」並非等同。「七二一方針」的量化表述過於簡化且缺乏證據支持。正如《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一書所提到的，中共的策略是在抗戰中壯大自身，但同時也透過敵後游擊戰有效牽制日軍，以減輕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壓力。
「七二一方針」之所以廣為流傳，一方面來自國共內戰時的輿論攻勢，另一方面則因部分後世媒體，或評論未經查證而不斷複製引用。這類說法雖便於簡化歷史敘事，卻掩蓋事實的多元與複雜性，長期誤導大眾對抗戰史的理解。
綜上所述，所謂「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實為國共內戰時期所用的政治宣傳語，並無任何中共黨內文件或可信史料為依據。中共在抗戰中的實際政策與行動，應以洛川會議等原始資料為準，而非道聽塗說的政治語言。還原歷史真相，是對歷史負責，也是對公共論述品質的基本要求。唯有摒棄政治神話，回歸史實基礎，才能讓當代社會更清楚地認識中國近代史的複雜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