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台灣人最喜歡的國家，如果有一天中共攻台，更多台灣人寧願相信日軍會參戰協防台灣而非美軍；由於台灣特殊且強烈的親日情結，大陸涉台研究機構一直非常關注台日關係及台灣人的親日傾向。
毫無疑問，台灣是全球最親日的國家，2025年4月，日本對台交流協會的民調顯示，有高達76%的台灣人將日本視為最喜歡的國家，比2021年大增16個百分點，遠超韓國（4%）、美國（3%）和中國大陸（3%）。
台灣的親日情結不只局限於文化、經濟、社會層面，甚至影響到國安層面。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2022年3月22日公布的民調，如果中共武力犯台，20歲以上的台灣中，有43%相信自衛隊會參戰協防台灣，49%不相信，比相信美軍會參戰協防台灣還多出8.6個百分點。
台灣特殊的親日情結也讓大陸涉台研究機構很早且持續進行研究。大陸知名台灣問題專家劉國深曾梳理過台灣親日情結的歷史發展，並指出這與20世紀90年代李登輝的個人媚日有關。
其他的大陸涉台學者從中日關係視角出發，闡述台灣親日情結的政治影響（閻靜，2003；呂耀東，2017）和經濟影響（舒萍，2008；黃繼朝，2016），並進一步解讀親日情結對台灣的社會影響（王正智，2018）和文化影響（劉海波，2021；侯櫓潞，2022）。
大陸學者還對台灣親日情結的成因進行長期研究，如歷史演進論（石勇，2011；武曉蘢，2015）、經濟決定論（徐萬勝，2025)、歷史與現實共構論（王鍵，2014）、綜合作用論（顏士梅，2000；楊翱翔，2021)、身份認同論（鄧婧，2015）等。
上海市台辦旗下《台海研究》雜誌7月15日刊出題為《台灣民眾親日情結產生的多元因素與負面影響研究》論文指出，親日情結不僅使台灣人癡信「東亞式民主制度」的正確性，也使台灣人始終對兩岸經貿體系抱持戒備心態；大量日本商品的輸入造成日本文化對台影響與日俱增，哈日、媚日等風潮也在台灣特定的社會背景下被不斷放大；長期的日本文化渲染使得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日趨混亂，甚至使其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產生懷疑。
論文指出，台灣親日情結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並持續影響台灣社會的輿論形成及思維模式；部分台灣民眾棄近求遠，將日本作為台灣發展效仿的模版，隨著台灣歷史教育的斷層，如今台灣各世代對日本殘酷的殖民統治已然沒有了感同身受的憤恨，只有所謂「台灣現代化」的認知；殊不知，日本殖民台灣期間所施行的「現代化」方案，是沒有權力、不能當家作主的三等人方案。
在政治方面，部分台灣人在日本長期的政治迷惑下，將曾經的血腥殺戮置之腦後，與日為友，甚至以日為榮；部分台灣政客甚至幻想出「日台命運共同體」，炮製和宣揚「日本好則台灣好，反之亦然」的想法。
經濟方面，台灣在民生、高新產業等多領域對日本的依賴高，巨額貿易逆差頻現；同時，日台間的垂直加工模式不僅對兩岸經貿造成直接衝擊，且大大降低台商赴陸投資意願，是兩岸金融成本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2020年，民進黨政府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對陸資入台進行嚴格限制，卻對日資開放航空、貨運承攬等核心領域，便是這一經貿偏好的惡性體現。
社會文化方面，日本社會的運行模式已成為台灣效仿的重要對象之一，這種效仿模式存在雙重特性：首先，台灣對日本社會文化進行盲目的學習和仿照，台灣當局在長期的社會治理過程中，將日本視為社會運行典範，並有意識地學習仿照；與此同時，台灣當局選擇性忽略或刻意遮罩日本社會運行中存在的諸多弊端，向民眾呈現一個被包裝後的日本；因此，高自殺率、貧困世代、高性別差異、人口老齡化、宅文化、畸形職場文化等日本社會長期面對的頑疾，鮮被台灣人知曉。
論文指出，更應警惕的是，日本因台灣的相似性而將其視為社會滲透的重要物件，通過多方面的滲透，試圖在台灣形成持續的、跨世代性的日本認同，並由此異化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
台灣前駐日代表謝長廷曾說，「過半數台灣民眾最喜歡日本，日本人最愛去的地方是台灣。我們要將這樣的友好關係傳承給下一代。」論文認為，這無疑在弱化台灣人祖國觀念的同時，削弱了中國認同，異化了台灣認同，為台灣畸形的國家認同提供了氾濫的土壤。
論文認為，台灣親日情結具有嚴重的負面效應，給兩岸關係持續健康發展帶來了多方隱患；如何通過跨域治理、兩岸協作等方式去除台灣親日情結的消極影響，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