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國際事務研究者
2025年5月30日，國際調解院（IOMed）在香港正式成立，由北京倡議，聯合近60個國家及約20個國際組織簽署《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作為針對發展中國家與「南方國家」的新型調解機構，IOMed將與海牙國際法院（ICJ）和國際常設仲裁法院（PCA）形成互補，又或是新的競爭關係。
首先，就組織性質而言，ICJ自1946年運作以來，是聯合國主要司法機關，依《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院規約》審理國家間主權爭端，裁決具強制執行力；PCA則提供仲裁員名冊與行政支持，受理國家–國家、國家–投資商及私營商事爭端，其仲裁裁決可依《紐約公約》（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在多數國家執行。相比之下，IOMed核心在於「調解」，強調第三方中立調解員協助當事方對話，形成「調解協議」，但並不具備直接強制力，其效力更多仰賴各方自願與國際輿論壓力。
其次，在法律地位與管轄範圍上，ICJ僅能審理國家間案件；PCA對國家間、國家與投資者、企業之間均可受理，只要當事方簽署仲裁協議即行啟動；IOMed則除可處理國家間爭端，也開放國家與外國國民或企業之間的糾紛，甚至跨國商事爭議，惟前提是各方自願接受調解。此多元定位使IOMed更貼近全球化下日益增多的「南南合作」需求。
再者，就運作機制而論，ICJ採公開聽證、書面往來與合議庭裁決的嚴謹流程；PCA則在司法與調解間保持彈性，既有靈活仲裁程序，也能確保裁決效力；IOMed則走「非訴訟、非對抗」模式，程序簡便、成本較低，更多仰賴調解員斡旋與各方政治意願。三者在「程序正當性、速度與執行力」之間各有取捨：ICJ主打「嚴謹–強制」，PCA走「靈活–執行」，IOMed則以「快速–軟執行」為訴求。
最後，從成員與適用主體看，ICJ成員僅限聯合國會員國，案件主體僅國家；PCA擁有逾百國締約方，且允許私人企業或個人作為當事；IOMed創始會員涵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歐洲近60國及20個國際組織，對國家、企業與個人皆開放調解服務，強調包容性與多元參與。
綜上，可歸納三點啟示：其一，IOMed雖缺乏強制執行力，但在「軟性影響」與「南南合作」方面具優勢；其二，ICJ與PCA作為西方主導的主流機制，擁有公信力與成熟案例庫；若IOMed能在重大南方糾紛中取得調解成果，便可憑馬太效應吸引更多關注與支持；其三，ICJ適合處理國家主權爭端，PCA適用投資與商事案件，IOMed則更適合政治敏感且各方不願訴諸強制裁決卻需第三方斡旋之情境，例如南南基礎建設糾紛等。
IOMed自2022年與印尼、巴基斯坦、老撾（寮國）等國發表聯合聲明，2023年於香港設立籌備辦公室，歷經數輪談判後，於2024年10月完成對《公約》最終共識。這一連串的步驟，顯示北京在建構非西方國際司法體系方面的深謀遠慮。放眼未來，若IOMed能借助香港此一平台逐步累積實績，就有可能與ICJ、PCA並行，塑造多極化的國際爭端解決格局；但在短期內，其能否突破「理念驅動」層面，仍需時間與具體調解成效來檢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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