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寶/翻轉教育與行動學習學會特約研究員
近期在校園的民主與治理發生較具爭議的議題，乃是學生在校使用手機是否應該受到一定的規範與限制的問題。
禁用手機就是威權治理？
此議題最近突然發酵，乃是因為約在兩周前，在板橋高中的校慶期間，有學生公然在校園內掛上白布條，表達對於即將在8月就任的新校長劉淑芬的不滿。理由就是，這位新校長在她目前所服務的學校「禁止學生使用手機」，因此，如果這位校長來板中，也實施同樣的「手機禁令」，她就是「威權校長」，就是「獨裁」，並且應該「滾出板中」。
有鑑於校園手機使用規範的爭議再次浮上議題，教育部於5月21日，公布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原則草案》。針對學生最關心的「收手機」議題，明訂國中小應由學校或各班集中保管，高中階段需經校內親師生民主程序討論後，以同一方式管理。此一草案一公布，便引來一些高中生到教育部前面靜坐抗議。學生的訴求是，因為教育部把高級中等學校手機使用的方法，交給各個學校來處理，由校經由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抗議學生認為，校務會議中學生代表是少數，因此這個規定形同虛設，要求教育部撤回草案。
以上這兩個案例，其實都觸及了「校園民主」與「治理」兩者如何取得平衡的問題。上述的案例，看似學生都表達了自己的訴求，似為「民主的典範」，但究竟在板中掛白布條的學生，代表了多少板中學生的心聲？他們有實際上做過調查而代表多數學生的意見嗎？而在教育部前靜坐的「十幾位學生代表」，又代表了多少台灣高中生的意見？沒有發聲但贊成手機要有所管控；或是沒有發聲，但也不贊成學生用這種方式「表達訴求」的學生，有沒有被估算進去，他們是否也代表了一種民意的聲音？這才是台灣校園民主的最大問題。
放任使用校園手機，研究指出影響學習成效
我們暫且不討論校園民主的問題，讓我們先了解學生在學校學習時，手機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到底有多少？國內外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已有非常的多。筆者可以理解，若是從學生端的角度來看，「要我不要用手機」，大多數的學生會覺得「做不到」，且「不切實際」。但是從研究的成果顯現，手機的使用確實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成效，尤其在課堂使用智慧型手機，容易使學生分神並專注於非學習相關行為，進而損害其記憶提取與理解能力（Adversely Affects Recall And Comprehension）。在OECD的一份報告中也發現，有60%的學生反應，會被其他使用手機的同學影響到上課的專心度。因此，從研究端的角度來看，勢必要對手機在學校的使用做一些管制，才能幫助學生學習。
但是我們看到批評板中新任校長的評論中，出現「剝奪學生自由」、「打壓學生權益」的字眼，如果校規的規範就是剝奪學生自由，那請問學校是否應該把所有校規的廢除，學校也回歸原始社會，追尋「叢林法則」，這樣才真正符合學生所尋求的自由與自治？那這樣還要有學校的存在嗎？
至於到教育部前靜坐的學生，當然是去表達自己的立場，但這些學生也找立委幫他們的提案背書。至於學校校長、教師或其他不同意見的聲音，都沒有被「發聲」，媒體也沒有相關的平衡報導，或報導類似的案例在國外是如何處理的，而整體社會就任由這些「有發聲」的學生「不斷地提意見」，難道這就是校園民主應該呈現的樣貌？
這幾年台灣的學生一旦採取公民行動，就被認為是「民主自治」的象徵。殊不知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會有正反兩方的意見，甚至在正反兩方意見中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協區，才是民主政治透過「討論、參與及妥協」最珍貴的設計。而當一方的意見過度被膨脹，假使他們所爭取的，又不全然是對「所有人都有助益」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那就僅是假民主之意，行少數霸凌之實而已。
教育部在面對抗議的學生，也派出資科處科長，邀請學生參加6月2日的「全國學生座談會」，並與各方參與草案的討論與修訂。公共政策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目前英國政府，也是主張學校應該對校園手機的使用，做出一些規範，但如何實質規範，交由各校自行討論。當然，各校提出的方案各異，也絕對不是只有「集中管理」及「完全開放」這兩種方案。希望屆時教育部能夠權衡「校園民主」與「治理」，參考國外案例與研究成果，找出多方意見都可以接受的方案，真正教育學生如何體現民主政治的真諦與公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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