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 / 資深媒體人、中央社前董事長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把政治認同當作可以辯論、可以修正、可以用選票替換的選項。政黨競爭再激烈，對手仍是同一個政治共同體裡的競爭者，而非必須被消滅的異端。傳統民主政治中，政黨競爭主要圍繞政策理念、施政績效與公共利益展開，選民根據經濟情勢、社會需求及候選人的政見，決定支持誰、反對誰。
選舉成為純淨與雜雜質的鬥爭
然而，民進黨近年的執政軌跡，恰恰在系統性地拆毀這條界線：它把「臺灣認同」從一個政治立場，升格為一套不可質疑的信仰體系；把選舉從政策競爭，改造成一場區分「純淨」與「雜質」的信仰征戰。當政治認同被信仰化，臺灣內部便不再是民主競爭，而是一場沒有停戰機制的「民主內戰」。
所謂「基本盤信仰化」，是指政黨支持者不再只是基於政策認同或施政表現而支持某個政黨，而是逐漸將政黨、政治領袖與自身的身分認同、價值信念，甚至情感歸屬緊密結合。對他們而言，支持政黨不再只是一種政治選擇，而成為一種身分表態；所認同的政黨受到批評，彷彿就是個人受到攻擊；對於政治立場歧異者，則將其視為價值觀念、道德立場乃至對臺不忠誠的表徵。
當政治從理念競爭轉變為身分認同的捍衛，民主社會的競爭規則與公共討論便會產生深刻變化。這次選舉中，綠營側翼展現的政治霸凌變本加厲，他們動輒出征，不但對手陣營的候選人備受征討，連一些客觀就事論事的學者專家也飽受非理性聲討。這正是「基本盤信仰化」的惡質行為：政治不再是說服與被說服，而是表態與清算。
這種現象並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政治、社會、媒體與心理結構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綠營支持者逐漸將群體劃分為「我們」與「他們」的界線，並將政治選擇視為保護自身群體利益與價值的方式。
敵對陣營施加狂暴的征討行動
接收訊息主要來源的社群平臺，其演算法越來越讓使用者持續接觸符合既有立場的資訊，強化原有認知；具有衝突性、煽動性及情緒張力的內容，則被如痴如狂地接收。久而久之，許多人不僅不接收不同的政治資訊，也可能生活在與一般民眾隔絕的認知世界中：對自己陣營的錯誤訊息完全寬容，對敵對陣營則採取嚴格的檢視標準與狂暴的征討行動。
對民進黨而言，動員既有支持者比說服立場不同的選民更直接。當政治人物不斷強調對手執政將帶來災難，或將不同意見者描繪成國家與社會的威脅，其支持者便容易產生危機感。政治競爭因此逐漸從「誰能把國家治理得更好」，轉變為「如何阻止對方取得權力」。
教育程度、居住區域、職業、宗教及文化背景等因素，遂與政黨認同逐漸結合；政治立場不再只是對公共政策的不同看法，而成為個人社會身分的一部分。當朋友、家庭、職場乃至媒體來源都呈現政治同質化，支持者的行動便更容易走向狂暴。
年輕世代被系統性地剝奪文化參照座標
這場「內戰」的基礎工程，首先鋪設在教育與文化領域。民進黨當局長期在課綱中推動「去中國化」，將臺灣史從中國史脈絡中剝離，改以「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分法教學，後又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高中國文文言文從六十篇大幅刪減至十五篇。其結果不是培養出更具本土意識的公民，而是製造出歷史認知斷裂的世代：有學生把「桃園三結義」理解為在桃園市結盟，不知諸葛亮、岳飛、文天祥，甚至對南京大屠殺茫然無知。
當一個社會的年輕世代被系統性地剝奪共同的文化參照座標，政治認同便不再有對話的語言基礎，只剩下「我們」與「他們」的敵我劃分。這正是信仰征戰的第一道工序：先讓對手失去可以被理解的歷史面孔。
緊接著上場的，是輿論與司法兩把刀。民進黨掌握中央行政與司法權力後，網路出征、側翼霸凌與司法追殺形成一套組合拳。臺中市長盧秀燕曾公開批評，民進黨「透過網路出征、霸凌羞辱及司法迫害等方式對付異己」，連民眾打卡按讚都可能遭到霸凌，如今更將手伸向司法，追殺持不同意見者。當司法檢調被質疑選擇性辦案，當網路圍剿讓非綠與中間選民不敢表態，民主社會本應具備的多元表達空間便被壓縮為單一聲道。有學者觀察到的「沉默螺旋」，背後正是「被查水表」的政治恐懼。民眾因擔心被貼標籤、被孤立、被舉報而選擇沉默，真實民意只能隱藏在匿名選票之中。
而驅動這場征戰的核心引擎，是「抗中保臺」這套信仰話語。每逢選舉，民進黨便慣性操作「亡國感」，將兩岸議題化約為敵我動員，把在野黨貼上「親共」「急統」標籤，再以戰爭恐懼加固支持者的危機意識。
抗中保臺成為選舉的萬用鑰匙
問題在於，這套話語一旦成為選舉的萬用鑰匙，政治競爭就不再關乎治理績效、經濟分配或社會福利，而關乎「誰更忠誠」。賴清德在「大罷免」期間拋出的「雜質說」，正是這種信仰邏輯的極致表現。異議者不是政策上的對手，而是需要被清除的雜質。
然而，中間選民對這種仇恨動員並不買帳。親綠民調顯示，賴清德在中間選民中的不贊同度高達五成五；「大罷免」以三十二比零完封，英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投下不同意票者中，不乏淺綠甚至深綠背景的年輕人，他們直言「抗中保臺」已走向民粹，有不同意見就會被貼標籤的氛圍令人不安。信仰征戰或許能鞏固基本盤，卻正在把愈來愈多的中間選民推向對立面。
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政治對立由政策分歧轉為情感敵視，形成「情感極化」：不僅支持自己的政黨，更對其他政黨及其支持者產生厭惡、不信任甚至道德上的否定。塑造民意不擇手段的綠色政黨，早已陷入基本盤依賴。
當支持者已高度忠誠，政黨便可能降低爭取中間選民的誘因，轉而透過更強烈的立場、口號與情緒訴求維持基本盤。獨立判斷的選擇能力不再是民主政治自我修正的重要力量，淪為政治信仰的公共論壇便不復存在。這場「民主內戰」的代價，最終由整個臺灣社會承擔。
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的報告顯示，臺灣「司法獨立」評分從「高績效」落入「中等績效」；美國自由之家也將臺灣自由度評分下調，指出值得警惕的倒退訊號。更深的傷害在於社會信任的瓦解：不同陣營的民眾生活在高度割裂的同溫層中，一切政策討論都難以在理性氛圍下展開。
民主制度被信仰的絕對性一點一點侵蝕
當政治認同變成信仰，妥協就被視為背叛，對話就被當成通敵，民主制度用以吸納衝突、調和利益的機制，便被信仰的絕對性一點一點侵蝕。
「基本盤信仰化」最大的危機，在於政治支持從有條件的認同變成無條件的效忠，從政策選擇變成身分歸屬，從競爭對手變成必須排斥的敵人。當政黨只在乎鞏固基本盤，選民只在乎自己的陣營勝敗，政治便失去解決公共問題與就事論事討論的能力。
民進黨或許在這場內戰中贏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選舉動員，但它正在輸掉的，是臺灣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繼續存續的黏合劑。
政黨可以有堅定的信念，但不能要求人民把政黨當成信仰；選民可以有鮮明的立場，但不能把政治對手視為敵人。
唯有如此，民主政治才有機會擺脫基本盤信仰化的束縛，重新回到理性競爭、政策辯論與公共利益的軌道。把政治認同搞成信仰征戰，最終不會帶來團結，只會留下一道道難以癒合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