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
中國在台灣周邊與西太平洋的大規模海空活動，正在凸顯台灣防衛的一項難題：當軍事壓力逐漸被視為日常，政府與社會如何辨識危機升高，又不在頻繁警報中耗盡信任？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與戰爭研究所（ISW）十一月六日發布的報告研判，中國「可能」正在進行未公開宣布的大型演習，模擬包圍、孤立台灣。這是一項值得嚴肅對待的分析，卻不能直接認定為中國已經全面封鎖台灣，或已決定開戰。所謂「無聲」，指的是未公開宣布演習，並不代表部署沒有被偵測。
先把部署事實與戰略推論分開
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十一月三日表示，中國在西太平洋部署逾百艘海軍與海警船。這個範圍不能縮寫成「百艘軍艦包圍台灣」。國防部公布的另一組數據是，十一月二日上午六時至三日上午六時，台灣周邊偵獲共機四十九架次、共艦六艘及公務船六艘。兩者的地理範圍與統計口徑不同，不能相加，也不能互相否定。
日本防衛省提供了另一條觀測線索：十月十四日，遼寧號及護航艦通過沖繩本島與宮古島之間海域進入太平洋，並在石垣島以南進行艦載機起降；十一月二日，日方另公布中國驅逐艦與補給、支援艦艇往返相關海域的紀錄。這些資料能核對部分艦艇活動，卻不足以證明所有部署都服從同一場圍台演習的指揮。
事實與推論的界線，是安全分析的起點。多家媒體轉述同一份智庫報告，不會自動變成多個獨立情報來源；艦艇數量增加，也不能單憑總數推算封鎖成功率。台灣需要認真理解威脅，同時保護公共討論不被誇大的確定性支配。
從近海施壓到遠海阻援
AEI與ISW關注的重點，在於部署的位置與組合：台灣近海有海軍、海警活動，台灣與關島之間則出現來自三個戰區的四支海上編隊。報告據此提出，解放軍可能正在演練隔離台灣及阻擋外部介入。這仍是依部署型態作出的研判。
若沿這個方向分析，台灣的防衛問題就不能只畫在海岸線附近。危機中的外援，除了政治承諾，還涉及運輸能否持續、物資能否到港，以及各方是否願意承擔升級風險。遠海兵力的存在，可能使外部支援面臨更複雜的決策；但部署到位與長期維持封鎖，仍是兩件事。後者須承受補給、協同、對手反制與政治成本的考驗。
因此，不能把海上部署圖直接讀成戰爭結果圖。雖然，它顯示需要準備的方向，但卻沒有預先決定台灣必然孤立，更沒有證明美日已放棄介入。
海警介入，使危機更難辨識
海巡署近期回應中國海警在台灣以東海域宣稱執法巡查時，表示已監控相關船隻，並指其企圖透過無線電通聯騷擾航行船舶。這是台灣官方對具體活動的公開說明；截至本文核對的資料，不能據此推定商船已遭全面登檢，或台灣港口已被封閉。
這類活動的風險，正在於它可能讓壓力逐步升高。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二○二四年的研究，以假設情境分析海警主導的「隔離管制」：藉檢查、申報等執法名義改變航運條件，與軍方主導、以大幅削減運輸為目的的封鎖有所區別。這是情境研究，並非此次行動已按該劇本展開。
從風險管理角度看，航商與保險業可能在第一發砲彈出現之前，就重新評估承保與航行。政府若只等待「正式宣戰」才啟動跨部門應變，便可能落後於商業決策。反過來說，海警船的塗裝與執法用語，也不能替實際脅迫行為免責；應判斷的是船舶自由航行受到何種限制，以及限制如何被強制執行。
封鎖對北京也不是低成本選項
台灣必須準備封鎖情境，但不宜接受「不必登陸，就能輕鬆迫降台灣」的論述。CSIS二○二五年公布的研究，透過二十六次兵棋推演指出，封鎖可能對台灣造成嚴重困難，尤其涉及能源供應；然而，北京同樣面對難以控制的升級壓力和外部成本，局勢也可能演變成大規模戰爭。兵推不是預言，也不能拿來計算真實戰爭的勝率。
這項研究對政策的啟示，是同時處理台灣的脆弱與北京的代價。供電、通訊、醫療和物流能否維持，會影響台灣承受壓力的能力；國際社會能否及早辨認脅迫、協調回應，也會改變施壓者的預期。防衛與韌性的作用，在於降低北京相信短期施壓即可迫使台灣軟化讓步的可能性。
半導體產業亦須放進這個框架。分析供應鏈風險時，不能只問晶圓廠會不會遭攻擊，也應檢視能源、材料、設備維護與出貨受阻的後果。台灣的產業重要性可以提高各國關切，卻不能代替企業持續營運計畫，更不能被當成自動生效的安全保證。
有對話，仍要檢驗危機時能否運作
軍事壓力與外交接觸可能同時存在。美方十一月三日公布的紀要顯示，美中官員於二日至三日在華府舉行危機溝通與預防工作小組會議，討論降低風險、增加溝通管道與提高聯繫效率。這證明雙方仍有接觸，並未證明危機發生時一定有人接聽，更未公布足以檢驗成效的回應時限與執行程序。
評估川習會或其他高層接觸，也應採取同一標準：承諾是否形成明確程序，相關部門能否執行，軍事與海警行為是否出現可核對的變化。不能因為峰會氣氛緩和，就推定台海風險已降低；也不能僅憑部署時間接近峰會，便斷言認為北京已用軍事壓力換得某項美方的讓步。
對台軍售亦須逐案追蹤正式程序與交付進度。通知國會、接受發價書、進入履約與實際交付，各有不同意義。若無文件與可靠報導支持，就不應把軍售時程的任何變動，都解釋為美中交易的結果。
把預警與韌性做成可檢驗的能力
台灣首先需要更有層次的公開風險說明。在不洩漏敏感情報的前提下，政府應交代觀測期間、地理範圍、兵力組合及異常程度，並分別說明哪些是確認事實、哪些是推論。單日架次與艦數固然重要，但社會更需要理解，什麼變化值得提高警覺。清楚交代不確定性，有助於保留政府在真正危機中動員社會的公信力。
其次，應把國軍、海巡、港務、能源、通訊與民間運輸業納入同一套應變演練。演練要回答具體問題：航商暫停服務時由誰協調？必要物資如何安排？地方政府如何說明供應狀況？遭遇資訊混亂時，民眾到哪裡取得一致訊息？演練的成果應是找出責任與資源缺口，並追蹤改善。
對外合作也應擴及海上執法、航運與經濟應變。台灣可以爭取與相應夥伴預先討論事件通報、事實認定與商業運輸支持，降低各國因資訊不同步而遲疑的風險。這些準備不必等到台海進入危機或正式戰爭，才開始安排。
可以優先討論的措施，包括具影響性的演訓事前通報、海空意外的聯繫窗口、接獲訊息後的回應期限，以及危機降級時可以相互核對的行動。聯繫機制需要定期測試，也應涵蓋海警與海巡，避免軍方有對話，海上執法部門卻沒有可用的溝通程序。這些是制度建議，並非現有安排已經達成。
無聲軍演的警訊，最終要求台灣具備兩種能力：在壓力升高時維持防衛與社會運作，也在風險可控時提出可信的相互約束。能夠辨識威脅、承受壓力並保有協商能力，才有條件讓和平穩定不只停留在口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