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川習會落幕後，顧立雄表示，美方多次說明對台政策不變，既有軍售與合作也未收到變更通知。這只證明既有案件未變，不能證明新案過關或取消。約一百四十億美元的第二批軍售仍未正式通知國會；白宮也未公布核准、拆分、條件或發價時程。準確結論是：軍售尚未告吹，但仍被擱置。
這個差別非常重要。二〇二五年十二月，美國公布約一百一十億美元軍售案；其後籌備的第二批方案，媒體估值約一百三十億至一百四十億美元，原本被認為只待總統批准。川普五月訪問北京後，公開說自己把新案「暫時擱置」，還形容它是「很好的談判籌碼」。九月華盛頓川習會結束，雙方公開成果沒有對台軍售安排，川普也只說習近平理解他的台灣立場。換句話說，北京沒有取得取消軍售的公開承諾，台灣也沒有取得放行日期。
先看程序 不要只看金額
軍售不是白宮說一句同意，就立刻變成台灣的戰力。美方完成政策與技術審查後，須正式通知國會；法定審查完成，政府才會提出發價書，台灣簽署並支付首期款後，後續還有合約、排產、整合、訓練、測試與交付。每一道程序都需要時間，而且前一道未啟動，後一道通常不能真正展開。
因此，正式通知遲延並非純粹的外交訊號。它可能使發價與簽約後移，也可能錯過生產線、零組件和攔截彈的排程窗口。延後半年，不必然等於所有裝備延後半年；不同項目仍可平行準備，長交期零組件有時也可先行處理。但只要政治核准沒有完成，廠商與軍方就難以按一個確定的基準投入。時間不會全部停住，風險卻會逐步累積。
外界所知的新案內容主要來自媒體引述，據報包括愛國者攔截彈、整合防空作戰指揮系統、國家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及反無人機裝備；正式品項、數量與最高估值，仍應以日後國會通知為準。這些系統的價值不只是多幾枚飛彈，而是要把雷達、指揮、射控、攔截與基地防護連成一體。只延後其中一個節點，也可能讓整體防空網較晚形成。
九月二十三日，四名共和黨參議員要求川普政府釋出逾一百五十億美元遭延宕的對台安全支援，其中包括國會編列的三億美元外國軍事融資、國防部尚未動支的十億美元，以及約一百四十億美元的新軍售。九月二十九日，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韋克再度要求行政部門依《台灣關係法》使用國會已授權的工具。這些國會壓力說明，華府爭議已不只是「要不要賣」，而是行政部門是否把國會授權轉成可執行的案件。
延後有五種影子價格
第一是戰備時間。台灣採購的不是一般商品，而是為特定威脅窗口準備的防空、反飛彈與反無人機能力。解放軍的飛彈、無人機與聯合作戰能力不會因美方程序暫停而停止發展。軍售每延後一段時間，台灣既有系統承受壓力的期間就可能拉長，部隊換裝、訓練與戰術驗證也更難按原定節點銜接。
第二是產能順位。美國國務卿盧比歐談到軍售時直言，武器一旦出售，庫存就會減少，產能也需要時間補充。美以伊戰事與其他戰區消耗，使愛國者等防空彈藥成為全球競逐的稀缺品。這表示延後未必全是對中交易，也可能有真實的庫存與產能約束；然而，資源稀缺並不會消除延後成本，反而使排產位置更加重要。今天沒有進入隊列，明天未必還能取得同一交期。
第三是整合成本。新式防空、無人系統與指揮網不是到貨後拆箱即用。基地工程、通訊介面、資安驗證、後勤備件、教官與操作人員都要提前配合。若核准日期反覆後移，國軍只能在不確定條件下安排人力和設施。美國軍工企業安杜里爾創辦人拉基也公開表示，軍售擱置已影響公司在台業務，而且一個大案卡住，其他合作的向前推進也會受到牽連。
第四是預算錯位。立法院五月通過約新台幣七千八百億元特別國防支出，通過版本將重心放在美購武器；但台灣的預算授權，不等於美國已完成國會通知，更不等於發價書與交付期已經確定。美方時程不明，台灣就難以精準安排年度付款、匯率風險與建軍優先序。錢編了卻等不到案子，或為了等待外購而擠壓本土無人機、彈藥和反飛彈建設，都是影子價格。
第五是政策可信度。延後如果成為每次高峰會前後的慣例，北京即使拿不到取消，也可能得到一項更實用的成果：讓台灣的建軍時程服從美中外交時鐘。久而久之，北京會認為施壓有效，台北會懷疑華府承諾的可預測性，美國國會與印太盟友則會追問，安全合作是否可能為了峰會氣氛而暫停。
六項保證的問題在於決策依據
《台灣關係法》規定，美國應向台灣提供維持充分自我防衛能力所需的防衛性武器，武器性質與數量應由總統與國會依台灣需要判斷。這不是共同防禦條約，也不保證每一項要求都會獲准；但它清楚設定了判斷基準。雷根政府的「六項保證」又表明，美國未同意在對台軍售前徵詢北京意見，也沒有設定終止軍售的日期。
中美元首談到台灣，並不自動構成違反六項保證。危機管控本來就需要溝通，美國總統也會衡量全球庫存、技術安全與區域穩定。真正的界線是：軍售內容與時點，究竟主要由台灣的防衛需要及美方供應能力決定，還是由北京願意提供多少經貿或外交利益決定。若後者成為實際標準，問題就不只是一次行政延誤，而是軍售原則被交易化。
這也是川普把軍售稱為「談判籌碼」最令人不安之處。談判籌碼的價值，來自可以暫不交付或改變條件；一旦白宮這樣公開描述，北京自然會把拖延視為可爭取的利益。即使最終仍然批准，數月的不確定性也已向各方傳達：台灣的安全時程可能被放進更大的美中交易盤面。
不過，台灣也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川普。國軍能否吸收裝備、彈藥庫是否充足、基地能否承受打擊、指揮系統是否整合，以及立法院是否提供穩定預算，同樣決定軍售能否轉為戰力。九月二十九日顧立雄表示，六十六架F-16V採購案已進入「可交機狀態」階段，國軍仍須依美國專案辦公室規劃進行接裝整備。這個例子正好提醒我們：產製、可交機、實際抵台、完成接裝與形成戰力，是五個不同的節點。
台灣應把等待改成有期限的管理
台灣首先應要求美方提供可問責的程序時間表。涉及作戰與價格的細節可以保密，但是否完成政策審查、何時正式通知國會、預計何時提出發價書，不能永遠只用「持續溝通」概括。若整批核准確有困難，可以按急迫性與供應狀況拆分，先推動整合防空、攔截彈與反無人機等最直接填補缺口的項目。
其次，要把國會角色制度化。美國兩黨議員已公開施壓，台灣應持續以威脅評估、庫存需求與交付缺口說服國會，爭取定期進度報告、預算動支期限及加速生產措施。與其只追求一次宣布多少億美元，更重要的是讓行政部門不能在沒有說明的情況下，無限期把案件留在桌上。
第三，台灣的建軍不能只等美國排產。特別預算應同步補強分散式指揮、機動防空、無人機、彈藥儲備、維修量能與基地韌性；可以在台生產或共同生產的項目，應加快技術合作。這不是以國產取代所有美製裝備，而是降低單一政治核准與單一生產線對整體時程的支配。
軍售尚未告吹，當然比正式取消好；既有案件未變，也值得確認。但台灣不能把「政策沒有改變」當成終點。真正能嚇阻戰爭的，不是新聞稿上的總金額，而是可以部署、維修、補充並由部隊熟練操作的能力。會後文件有沒有寫到台灣只是政治訊號；正式通知、發價與形成戰力的日期，才是安全帳本。
對台軍售不能只用美元評估，還要加上時間。沒有取消，不代表沒有損失；安全需求被延後，等待本身就是台灣已支付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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