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府川習會登場前，美中代表先在紐約進行長達8小時的磋商，主談AI發展與管控。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助理院長黃平在「大灣區評論」撰文指出，其他國家都希望避免台海和全球供應鏈危機，對日本、韓國和歐洲而言，台海危機不是遙遠的地緣政治事件，而是可能在幾天之內造成先進晶片、汽車、通信設備和金融市場同時震盪的系統性風險。
黃平指出，真正讓9月20日會談超出經貿和安全範疇、成為全球焦點的是AI，因為AI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科技議題，它同時涉及發展、安全和秩序：既要討論誰能獲得晶片、誰能訓練模型，也要討論當模型出現重大失控、網路攻擊或生物安全風險時，中美是否能夠及時通知對方；既要討論中美競爭，也要討論人類如何避免被競爭本身裹挾。
美中雖是全球AI的兩強，但卻不可能壟斷這個產業，黃平點出，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AI是當今全球化程度最高、分工最複雜的產業之一，無論中美各自制定什麼樣的戰略，最終都必須經過協力廠商國家/地區手中的關鍵環節，才能真正落地。
包括荷蘭、日本、韓國、台灣和歐盟都可以在AI供應鏈上卡美中的「脖子」。黃平指出，美國即便掌握最先進的模型和晶片設計能力，如果沒有荷蘭的光刻機、日本的高端光刻膠、韓國的高頻寬記憶體（HBM），也造不出晶片；中國即便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如果拿不到最先進製程的晶片，AI能力的天花板也會被明顯壓低。
黃平隨即分析出以下各國對美中AI產業的關鍵性影響：
●荷蘭
荷蘭的戰略價值集中在艾司摩爾（ASML），特別是極紫外光刻機（EUV），使荷蘭擁有了一個中美都無法在短期內替代的技術閘門；但閘門也是壓力點，艾司摩爾2025年年報顯示，中國客戶約占其淨銷售額的29.1%，台灣客戶約占25.5%。它的技術和供應商來自多個國家，客戶又高度集中在亞洲。
美國要求收緊對華出口，荷蘭承擔銷售損失；中國如果採取市場和供應鏈反制，受到直接衝擊的同樣是荷蘭企業。因此，荷蘭不是一個單純站在美國一邊的盟友，而是一個被夾在美國安全邏輯、中國市場邏輯和歐洲技術主權之間的閘門國家。
●日本
日本在前沿大模型和先進邏輯晶片製造上已經不居於全球第一梯隊，但在晶片、光刻膠、高純度化學品、精密零部件，以及沉積、清洗、刻蝕和檢測設備等環節仍然擁有深厚優勢；這些產品決定晶圓廠能否持續、穩定和保持高良率地運行。
AI晶片製造不是把一張設計圖交給工廠就能完成，而是數百道工序和數千種材料、零部件的協同，日本的權力不是決定「造不造」，而是影響「能不能長期穩定地造」。
AI算力並不只取決於GPU。模型參數和資料需要在處理器與存儲之間高速流動，高頻寬記憶體（HBM）已經成為AI伺服器最關鍵的瓶頸之一。
●南韓
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使韓國成為全球HBM和先進記憶體的核心供給者，但韓國的關鍵位置比荷蘭更加脆弱，它在安全上依賴美國，主要AI客戶和估值體系同樣來自美國；與此同時，三星和SK海力士在中國擁有重要生產和市場利益；美國一旦擴大對華HBM和半導體設備管制，韓國既可能失去中國市場，又可能被要求把更多產能遷往美國。
韓國擁有AI時代最稀缺的產品之一，卻未必擁有決定產品賣給誰、在哪裡生產的完整權力。
●台灣
台灣的戰略價值不僅在於台積電能夠生產先進製程晶片，還在於圍繞晶圓製造形成設計服務、設備維護、人才、供應商和先進封裝的高密度產業群聚。
台積電2025年第四季財報顯示，7奈米及以下先進製程已經占其晶圓銷售收入的77%；高性能計算營收占比突破55%；按客戶總部所在地計算，北美客戶貢獻了約七成以上的收入。
上述資料清楚展示全球AI產業最典型的相互依賴：美國企業定義和設計大量前沿AI晶片，台灣把設計變成可規模生產的產品。
台積電正在美國、日本和歐洲擴建產能，但最先進製造和先進封裝仍然高度依賴台灣的產業群聚；產能可以複製，幾十年形成的工程師網路、供應商密度和協同效率卻很難搬遷。
這使台灣同時具有三重身份：先進製造節點、地緣安全焦點和中美談判中最敏感的非經濟變數。
●歐盟
歐盟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既包含荷蘭這樣的設備關鍵點，也擁有全球最強的規則外溢能力。
歐盟在前沿模型、雲平台和AI晶片方面落後於中美，卻可以憑藉統一大市場，通過人工智慧法案、資料規則、競爭政策和雲主權標準影響全球企業；企業可以不在歐洲訓練模型，卻很難忽視歐洲市場；只要進入歐洲，就必須調整資料、透明度、安全評估和責任機制。
今年6月，歐盟推出新的技術主權一攬子方案，將《晶片法案2.0》、《雲與人工智慧發展法案》、《開源戰略》、和《能源數位化與人工智慧戰略路線圖》放到同一個框架下。這說明歐洲已經認識到，僅靠監管無法獲得技術主權，但規則仍然是它最重要的關鍵能力。
除了上述AI核心關鍵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掌握半導體製造、封裝、設備生產和區域流通樞紐；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正在把能源和主權資本轉化為資料中心與算力；澳洲、加拿大擁有關鍵礦產和能源；印度擁有工程人才、人口市場和應用場景。
黃平指出，上述國家不一定擁有完整的AI體系，卻都掌握一張中美無法忽視的牌；這就是全球AI格局的真實形態：中美擁有兩個最強大的中心，但中心之間和中心之外，分佈著一批決定體系能否運行的關鍵節點。
對於美中以外的AI關鍵國家來說，黃平認為，他們都希望此次川習會能談成，因為沒有任何國家承受得起失控：
第一，它們希望中美管控競爭。中美如果把所有技術、投資和供應鏈問題都上升為國家安全問題，荷蘭、日本和韓國將被迫執行越來越嚴厲、越來越頻繁變化的管制規則。
第二，它們希望穩定出口管制和關稅預期。半導體工廠投資週期長、金額巨大，沒有企業能夠在規則每隔幾個月改變一次的環境中做出十年投資決策。AI關鍵國家不一定反對管制，但它們反對自己無法預期、無法參與、也無法核算代價的管制。
第三，它們希望避免台海和全球供應鏈危機。對日本、韓國和歐洲而言，台海危機不是遙遠的地緣政治事件，而是可能在幾天之內造成先進晶片、汽車、通信設備和金融市場同時震盪的系統性風險。
第四，它們希望繼續連接中美兩個市場。荷蘭需要美國技術和亞洲客戶，日本需要美國安全與中國市場，韓國需要美國AI企業和中國生產網路，歐洲既需要美國雲平台，也需要中國製造和消費市場。
黃平指出，AI關鍵國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中美和好，而是中美競爭變得可管理、可預測，並為協力廠商保留連接兩邊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