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八月三十日，美軍打擊伊朗拉拉克島上的兩具革命衛隊發射器。一名美國官員稱，革命衛隊人員當時正準備以火箭向荷姆茲海峽布放水雷。這是自七月二十九日以來，美軍首次確認直接打擊伊朗境內目標。翌日凌晨，伊朗以彈道飛彈攻擊約旦境內兩處由美軍使用的空軍基地。從二月二十八日美國與以色列開始大規模攻擊伊朗算起，戰爭已越過六個月。
打擊依然精確，目標依然可以摧毀，戰爭卻沒有因此產生可預測的政治終點。更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郵報》依一份八月十四日的機密評估與知情人士報導，多名高階將領警告：若再延長大規模對伊行動，將難以持續，並會削弱美軍因應其他戰區與本土威脅的能力。這不是五角大廈公開承認戰敗，而是更具結構性的警訊——史上最強大的軍事機器，仍可能在「能打掉多少目標」與「能否決定戰爭結果」之間出現巨大落差。
一九九一年「信譽紅利」的終結
芝加哥大學教授佩普（Robert A. Pape）七月二十四日在《外交事務》發表〈伊朗與全球權力新規則〉，從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追溯這道落差。那場戰爭不只是軍事勝利，也形成一筆可稱為「信譽紅利」的制度資產：盟國加深對美國安全保障的依賴，投資者降低地緣風險定價，企業延長供應鏈並壓低庫存，因為它們相信美國能以相對低廉的成本掌握升級、恢復通道與秩序。後冷戰全球化的底層資源，因而不只是自由貿易規則，更是「中斷只是例外」的共同預期。
這種秩序並不要求美國每天動武。相反地，正因市場相信必要時可以迅速恢復秩序，軍事力量才不必反覆展示。權力的最高效率，是讓他人基於預期自行配合；一旦必須長期以昂貴的護航、攔截、除雷與打擊來證明同一件事，原本的信譽紅利便開始轉化為經常性保護成本。
佩普的關鍵判斷是，全球化同時侵蝕了孕育它的軍事不對稱。導航晶片、慣性測量元件、圖像感測器與通訊設備等支撐精確打擊的技術與元件，逐漸從少數國家掌握的專用能力，變成可在全球市場取得的商品。第一次精確革命讓強者打得更準；「第二次精確革命」則讓較弱的一方也能以較低成本，把大量、分散而可持續補充的精確武器投入戰場。這不代表弱者必勝，更不代表廉價武器可以無限消耗；地理條件、可打擊目標、補充能力與組織韌性仍然決定成敗。但它已足以改變強者的問題：從「我能否摧毀目標」，變成「我能否以可承受的成本，持續阻止每一次足以改變市場預期的攻擊」。
海峽還能通航，市場卻先關門
荷姆茲的數據顯示，戰略效果不必等到海峽在物理上完全封閉。三月下旬，船舶經紀商Clarksons估計，海峽油輪通行量較戰前一度減少約百分之九十五；四月三十日，布蘭特原油盤中升至每桶一百二十六點四一美元，創二〇二二年三月以來新高。這些數字衡量的不是伊朗擊沉多少艘船，而是航運、能源與金融市場對未來損失的集體重估。
同樣的邏輯出現在保險與人力。以船值計價的船舶戰爭險保費率，戰前約為百分之零點二五，高峰時一度升至約百分之五；六月停火後雖回落至約百分之二，仍遠高於戰前，七月戰事再起後又估為約百分之三至十。即使美方八月二十五日宣稱國際航道的水雷已經清除，市場仍未立即恢復正常。據彭博取得的內部文件，韓國船東Sinokor甚至曾為一次約一個月的往返航程，向願意穿越海峽的船員提出加發六個月薪資的方案；這是單一公司的極端報價，卻精準反映了風險如何進入日常決策。
於是，「通航」出現兩種不同意義。海圖上仍有水道、少數船舶仍能通過，是物理通航；船東願意派船、保險人願意承保、銀行願意提供貿易融資、船員願意登船，則是商業通航。前者由海軍與水雷決定，後者由大量不受單一政府直接指揮的第三方共同決定。伊朗不必封住每一艘船，只要讓一次成功攻擊的機率與損失大到足以改變保費、船期與庫存，海峽就可能在物理上仍然開放，卻在戰略上失去可靠性。
從破壞力、強制力到「可靠性權力」
這裡需要把權力拆成三種。第一是破壞力：摧毀發射器、港口、雷達或能源設施。第二是強制力：使仍有選擇的對手改變決策。第三是可靠性權力：在遭受擾動時，仍能把關鍵流量維持在可接受門檻之上，並以可預測的時間與成本恢復。破壞力處理目標，強制力處理意志，可靠性權力則處理體系與預期；三者並不自動相互轉換。
法瑞爾（Henry Farrell）與紐曼（Abraham L. Newman）曾以「武器化相互依賴」說明，全球網絡的樞紐與瓶頸可以被掌握中心位置的國家轉化為監控與脅迫工具。荷姆茲顯示了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樞紐不只讓控制者擁有槓桿，也讓整個體系暴露於低成本擾動；而真正決定槓桿大小的，常是市場如何替風險定價。網絡越集中、即時庫存越低、替代路徑越少，一次有限攻擊就越可能產生非線性的價格與信心效果。
這形成一種「可靠性不對稱」。擾動者不必每次成功，只需偶爾證明防線可被穿透；保護者卻必須讓絕大多數航班、船期、交易與通訊持續運作。強者可以在戰損交換比上占優勢，卻在體系保護的分母上失血：攔下一架廉價無人機，可能消耗昂貴攔截彈；維持一天航道，可能需要護航、掃雷、空中掩護、衛星監偵與保險補貼同時運作。當保護每一單位流量的邊際成本上升得比擾動成本更快，「升級」就不再天然有利於強者。
因此，大國實力的量尺不能只看它能打多遠、打多準，還要看它能否在長期壓力下，讓第三方繼續相信其維繫的體系值得使用。所謂保護全球化的代價，正是把這筆過去被信譽遮蔽的成本重新放回國際政治的資產負債表。
台海劇本裡，角色會旋轉
佩普其實給出了明確答案：在他的台海劇本裡，台灣可以扮演伊朗。若中國封鎖台灣，台灣可運用無人機、機動飛彈與商用感測器，持續威脅中國主要港口的商業進路，使北京也必須承擔保護航運與供應鏈的成本。他更把台灣海峽與荷姆茲、麻六甲、紅海等並列為未來「保護全球化」成本可能急升的經濟咽喉。
但若把論證從特定角色提升為一般機制，答案就不只一個。解放軍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同樣意在提高美軍介入與持續作戰的成本；只是它不是「見證者-136」戰法的簡單放大，而是由長程精確火力、海空與潛艦兵力、太空與網電能力、情報監偵及整合指管共同構成的體系。美國國防部的二〇二五年中國軍力報告也把封鎖、聯合火力打擊、網電攻擊與阻止第三方介入視為相互配合的選項。其共同功能是製造成本不對稱，而不是證明兩套武器、組織或戰法彼此等同。
台灣則必須發展自己的多域拒止與韌性防衛，使封鎖、登陸或持續打擊無法低成本取得政治服從。立法院八月二十七日三讀通過《強化國防自主暨無人載具產業發展條例》，規定未來六年原則上循年度公務預算程序每年編列新台幣四百億元，合計二千四百億元。這不是一筆已經撥付的「無人機特別預算」，範圍也包括空中、水面、水下與地面無人載具；能否轉化為不對稱戰力，仍取決於逐年預算、量產交付、抗干擾測試、感測指管、彈藥補充與部隊整合。
更難的問題是：台灣如何保有製造不可靠性的能力，卻不讓自己被市場認定為不可靠性的來源？伊朗的槓桿來自擾亂一條通道；台灣的安全與經濟價值，卻高度依賴外界相信它是可持續運作的節點。台灣需要足以打擊侵略者軍事能力、提高封鎖成本的擾動槓桿，也必須以目標區分、升級控制、法治與盟友協調，避免把一般商業流量推向自己要保護的秩序之外。這不是語義修飾，而是台海類比真正的戰略邊界。
台灣另一條無形的荷姆茲
台灣海峽的水道與港口本身仍是全球商業咽喉，但台灣還有另一條無形的「荷姆茲」：半導體供應鏈。衝突不必摧毀晶圓廠，也不必完全封死海峽；只要保險人提高費率、銀行收縮貿易融資、航商跳港、客戶提高庫存並把新訂單轉向備援產能，台灣就可能在物理上仍可通達，商業上卻被逐步隔離。
這使「矽盾」成為條件命題，而不是自動生效的嚇阻定律。Counterpoint Research估計，台積電在二〇二六年第二季占全球純晶圓代工市場約百分之七十三；台積電年報也同時把地緣衝突、供應鏈破壞與水電通訊中斷列為營運持續風險，並以供應鏈在地化、營運持續架構與地理分散因應。生產集中確實提高各國維持台海穩定的利益，卻也提高企業分散產能、增加庫存與預先去風險的誘因。世界「需要台灣」不會自動變成世界「願意以任何代價保護台灣」；市場首先會做的，往往是避險。
因此，台灣不能把產業安全簡化成「集中才有矽盾」或「外移才能安全」兩種口號。真正的目標應是雙地或多地備援而不掏空本地：海外產能負責降低單點失效，台灣則持續保有研發、試產、先進製程、封裝測試、設備維修、人才與擴產速度的完整聚落。若分散只把新能力移走，會降低台灣的節點價值；若集中拒絕任何備援，則會加速客戶自行降低依賴。韌性不是選擇集中或分散，而是讓系統即使部分受損，也不必放棄台灣這個核心節點。
台灣的功課：三條曲線
第一條是「對手成本曲線」。不對稱防衛不能只統計擊毀多少艦艇、飛彈或發射器，而要測量對手每維持一天封鎖、護航、制空與後勤所需增加的成本。分散且可存活的感測器、機動火力、無人載具、快速修復與持續補充，價值不只在單次殺傷，更在迫使對手長期支付搜尋、攔截、警戒與保護成本。真正的拒止，是讓軍事壓力難以轉換為可預測的政治收益。
第二條是「社會承受曲線」。它衡量的不是所有系統都能撐幾天，而是不同關鍵服務在受壓後還能維持到何種程度、需要多久恢復。CSIS的封鎖兵推在「完全沒有海運補給」的基準情境下，估計液化天然氣、煤與石油庫存可能分別在約十日、七週與二十週後耗盡；這是特定模型的失效門檻，不是預言。經濟部則指出，二〇二六年天然氣法定安全存量至少為十一日，二〇二七年將提高至至少十四日。兩組數字共同提醒：庫存只是起點，真正的韌性還包括需求管理、替代燃料、電網孤島運作、接收站修復與分配優先順序。
同理，糧食不能只算總噸數，而應看每人熱量、營養結構與配售能力；通訊不能只算海纜條數，而應看多點斷纜後的剩餘頻寬、切換與修復時間；金融也不能只問系統有沒有備援，而要檢驗關鍵清算的恢復時間、資料復原點與離線覆蓋率。截至九月一日，數位發展部列有十六條國際與十條國內通信海纜；官方二〇二五年損壞分析並指出，過去四年台灣近岸海纜平均每年發生七至八起事故。路由數量不等於彼此完全獨立，衛星備援也不能等量取代海纜頻寬，因此公開的壓力測試比單一「可撐天數」更能建立可信度。
第三條是「市場信心曲線」。政府必須知道，在何種軍演、封鎖、斷纜或網攻強度下，保費、運價、信用狀開立條件與可得性、外匯流動性及客戶訂單會開始非線性惡化。這要求把國防演習與經濟連續性演練接起來：港口跳港後如何改道，海纜中斷後哪些關鍵資料優先通過，電力不足時哪些晶圓與封裝產線維持，跨境支付受阻時如何完成關鍵清算。可靠性不是一句「台灣會正常運作」，而是能被企業、保險人與夥伴查核的恢復計畫與實際演練紀錄。
這也改變台美及台灣與其他夥伴的合作方式。承諾文字仍然重要，但外部介入意願必然受到預期代價與可持續性的篩選。台灣不應把安全建立在「夥伴願意支付任何代價」的假設上，而要與夥伴共同降低保護成本：預置可補充物資與維修能力，建立分散後勤與通訊互通，預先設計航運、保險與貿易融資的緊急支持機制，並讓關鍵供應鏈的備援投資與台灣本地持續升級相互咬合。這不是把責任外包，而是把可靠性從單方面保證，改造成共同生產的公共財。
結語：不要讓訂單與信心先撤離
一九九一年，世界學會相信精確打擊可以迅速恢復秩序；二〇二六年，世界正在學會懷疑：摧毀再多目標，是否就能換來服從、通航與長期穩定。佩普所說的「權力新規則」，不是強國忽然變弱，也不是廉價無人機從此主宰戰爭，而是權力的結果必須重新除以保護體系的成本。能製造破壞是一種能力；能讓對手改變決策是另一種能力；能讓全球流量在壓力下繼續運作，則是更稀缺的可靠性權力。
對台灣而言，最危險的誤判有兩種：一是把「矽盾」當作外國必然介入的保單，二是把不對稱防衛當作廉價武器的採購清單。真正的戰略，是同時把三條曲線推向有利方向：使對手每多施壓一天就付出更高成本，使台灣社會在每一天壓力下仍維持關鍵功能，也使市場對台灣恢復能力的信心下降得更慢、回升得更快。
台灣的任務不只是讓入侵昂貴，而是讓脅迫無法把擾動轉換成政治服從；不只是等待別人保護全球化，而是成為可靠性的生產者。如此才能避免讓台灣海峽成為下一個荷姆茲——一條物理上仍可通航、戰略上卻失去可信度的海峽；也才能避免更隱蔽的失敗：晶圓廠尚未倒下，訂單、保費與信心卻已先行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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