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5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川普於中南海進行小範圍會晤。習近平提出中美共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川普則稱訪華「非常成功」。此次會晤雖未發表聯合公報，但在美中貿易戰與伊朗衝突的複雜背景下，仍顯示高層對話機制保持韌性。這一事實本身，為本文檢視中國「東升西降」外交敘事的內在局限提供了恰當起點。
敘事建構與戰略邏輯
「東升西降」描述新興市場國家（以中國為代表）國際地位上升、傳統西方強國相對下降的趨勢。此概念並非純粹客觀描述，而是經過戰略包裝的外交敘事。在官方層面，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從「東升西降」「中治西亂」的對比中，黨員幹部強化了理想信念；又稱此趨勢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看到新希望。這賦予了該敘事官方權威性。學理層面，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辛向陽從歷史唯物主義論證其必然性，認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必然導致權力轉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興則以增量（東升）與存量（西強東弱）並存解釋，提出「東升西穩」的過渡形態，強調兩者長期並存。
社會傳播層面，此敘事已擴及大眾輿論，例如台灣政治評論人郭正亮公開表示「客觀現實已經是東升西降」。該敘事從官方話語滲透至區域認知框架。中國選擇此一框架作為外交軸心，承擔多重戰略功能。其一，信心塑造，為國內提供正向可預期的大趨勢，有助於維持社會對發展道路的認同。其二，話語博弈，對抗西方長期主導的「民主 vs 威權」「規則 vs 修正」等二元框架，將力量變遷重新編碼為「發展規律的自然體現」。
其三，團結全球南方，推動國際組織改革。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已超過七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亞投行等多邊機制的影響力持續擴大。然而，此敘事也面臨內部多元利益的潛在張力。例如印度在邊界問題上與中國存在分歧，巴西、南非等國在烏克蘭危機等議題上未完全追隨中國立場，顯示「東」方並非鐵板一塊。
定量測度不足與邊界模糊
「東升西降」長期作為政策語言，缺乏系統科學測度。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研究報告指出，經濟重心變遷遠比線性邏輯複雜：從絕對經濟體量看，西方（美國、歐盟、日本等）仍佔世界經濟總量約六成；從人均收入、科技創新存量、金融市場深度等指標看，西方優勢依然顯著。增量變化與存量格局間存在認知鴻溝，將增量趨勢等同於存量格局的實質性改變，是一種典型的敘事簡化。這種簡化固然增強了傳播效果，卻犧牲了分析精度。任何力量對比需同時考慮增速與基數、趨勢與結構、平均與分佈，這非簡潔敘事所能承載。
舉例而言，中國GDP增速雖高於美國，但人均GDP僅為美國六分之一；在尖端半導體、航太、製藥等領域，西方仍掌握關鍵技術與標準制定權。此外，「東」「西」劃分本身亟需審慎對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辛向陽將「東」界定為金磚國家等新興力量，「西」為G7及其附庸，但承認此劃分並非一成不變，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可能成為西方的外圍附庸，部分西方國家也可能選擇中立甚至融入「東」。
更根本的是，所謂「東方」並非統一陣營。美國華人學者李成與蒲瑪俐（Cary Huang）的研究指出，中國、印度、東協、全球南方各有不同利益與路徑。例如在印太經濟架構談判中，東南亞國家同時與中美保持密切關係；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等中東國家在能源與安全上仍高度依賴西方。將如此多樣的力量統一在「東升」旗幟下，難免遮蔽內部的不均衡與博弈空間。
單一因果解釋的風險與政策方案的模糊性
此敘事傾向將西方困境（政治極化、經濟不平等、社會撕裂、民粹主義興起）歸因於東方崛起，卻有因果倒置之虞。西方諸多挑戰源於其內部治理結構性困境：美國的選舉政治極化可追溯至選區劃分與競選資金制度，歐洲的福利國家危機與人口老化密切相關，英國脫歐反映的是長期存在的區域認同張力。將外部歸因作為主要解釋，不僅簡化了複雜的歷史社會過程，也可能深化「東西」對立框架，削弱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遷、公共衛生、數位治理等共同挑戰的集體行動能力。
另一方面，敘事擅長診斷問題，但戰略需要可操作的解決方案。「東升西降」對「如何做」提供的回答有限。台灣政治評論人郭正亮觀察到川普雖認知形勢變化，卻「政策、行動、方向講不出來」。在中國外交實踐中，這表現為如何平衡「東升」敘事與「不稱霸」「不衝突不對抗」等既有承諾之間的張力。具體而言，當中國在南海、科技標準、一帶一路債務談判中展現更強勢姿態時，周邊國家與西方往往將其解讀為「東升」後的權力投射，而非單純的發展規律。
如何在倡導多極化時應對逆全球化與「脫鉤斷鏈」，如何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轉化為具體的國際法原則或機制設計，仍缺乏清晰路徑。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興指出，全球化時代意識形態因素下降、國家利益上升，這本身就消解了「東升西降」所依賴的價值結構條件。
結構性張力與實踐啟示
「東升西降」反映了新興力量對國際秩序的認知調整。但該框架在定量精度、範疇邊界、因果歸因、政策執行上均有內在局限。這些張力並不否定其分析價值，而是呼籲更審慎、多維的審視方式。學術討論應區分「趨勢描述」與「政策指導」，避免將方向性判斷等同於行動指南。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前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在第三屆香港富麗敦論壇上指出，全球格局呈現「東升西降」變化，舊秩序承受壓力；他強調西方主導地位的逐步終結不等於衰落，西方仍是最強大文明，但結構性變化已然發生，必須調整世界秩序。
這種將焦點置於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思維，或許比單一「東升西降」敘事更能引導建設性方向。對於中國外交實踐而言，如何將宏觀趨勢判斷轉化為具體行動方案，如何在「東升」敘事與複雜的全球治理需求間有效銜接，將是未來的核心課題。例如在多邊開發銀行投票權改革、數位貿易規則制定、氣候資金分配等具體議題上提出可操作的倡議，方能逐步鞏固新興力量的長期影響力。唯有通過制度化的方案而非口號式的敘事，才能真正回應「東升」所帶來的治理期待。
綜合上述討論，「東升西降」作為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敘事框架，在話語建構、信心塑造與全球南方團結上發揮了特定功能。然而，其內在局限同樣不容忽視：定量測度的精度缺口、範疇邊界的模糊性、單一因果解釋的風險，以及政策方案的執行困境，共同構成了該敘事從方向判斷走向實踐指導時必須面對的結構性張力。這並不意味著「東升西降」概念失去分析價值，而是提醒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應以更精細、更具操作性的方式審視力量格局變遷。在全球治理體系亟需改革的當下，超越簡單的東西二分，聚焦具體議題領域的制度創新，或許是更富建設性的前進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