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原定22日出訪史瓦帝尼，參與國王恩史瓦帝三世登基40周年慶典，卻在起飛前15小時喊卡。這場意外，令人不免好奇為何台灣仍保留這麼一個非洲邦交國。原來，史瓦帝尼君主政體非單一「國王人設」，而是由國王、酋長、台資與白人財閥交織而成的權力結構；四股力量互相支撐且牽制，共同構成王權棋盤上的生存遊戲。
大陸微博發表了這篇出自南非共產黨員庫馬洛（Sibonelo Khumalo）的文章，庫馬洛在中國唸博士班，原文由「新潮沉思錄」整理並以中文發布，顯然，文章主要是從「南部非洲青年左翼」及「在中國的留學生」交錯而成的跨國政治分析，帶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框架與反帝國主義、反殖民語境。
文章說，在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世名義上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實際上，他必須在一套「四角遊戲」中求存：一是控制土地與人口的地方酋長集團；二是為王室帶來稅收與就業的台灣資本與其背後的「台資工廠—警察訓練—關稅機器」三角體系；三是掌握林業與紙漿出口、並提供白人雇傭兵保護的荷蘭裔白人財閥，以財政部長里肯伯格（Niel Rijkenberg）為代表；四是國王自己，坐在這三股力量的交匯點，從棋子逐漸演變成「坐地起價」的棋手。
國王與酋長：年度「選妃」背後的權力展演
在國際媒體想像中，史瓦帝尼通常在每年下半年舉行的「蘆葦舞節」，常被包裝成「非洲國王選妃」老套敘事，但其實，這是一場年度「權力展演」。恩史瓦帝三世在位40年，正式妻子不過十幾位，若真是「選妃」，每年數萬名少女參加，四十年累計上百萬參與者，帳完全對不上，顯示「選妃」只是表面戲碼。
真正重點是，國王的正室與主要妻子，幾乎全來自各大酋長家族，這些家族透過控制地方選區與土地分配權，長期壟斷議會提名，形同「酋長—國王共生體」。
蘆葦舞節實際上是酋長向國王「繳械表忠」的政治儀式：每一個派出女兒的酋長，都等於在公開宣示效忠；國王若偶爾選定其中一人為妃，等於授予該家族與王室血脈結盟的最高獎勵，進而鞏固其在地方的支配權。
在這套結構中，酋長握有土地、人口與選舉實權，卻無法獨自控制財政；國王則藉由聯姻、封賞與地方人事，讓酋長們在「不推翻國王」前提下分享權力，而不是反客為主。這也是為何，史瓦帝尼的君主體制儘管在非洲極孤立，卻能長期維持，而不像其他君主國在20世紀一波波被推翻。
台灣資本：關稅機器、警察系統與免稅通道
在史瓦帝尼，國王真正的錢袋掌握在「海關」與「關稅」手中。由於史瓦帝尼是內陸國，被南非三面包圍，九成以上進口商品透過南非德班港中轉，導致關稅收入長期占財政總收入一半以上，2006年一度高達七成四，近年仍維持約兩成，堪称「國王的財政命脈」。
在這樣結構下，控制關稅，等於控制國王預算空間。史瓦帝尼的邊境海關流程異常「乾淨」，過境時掃描、查貨、開單、刷卡，幾乎沒有非洲常見的「小費」文化，這不是源於「治理先進」，而是出自「不敢漏稅」的威懾：任何邊檢官員放水，就會被受過台灣訓練的警察系統追查，被抓到下場極重。
根據資料，史瓦帝尼的警察系統長期由台灣當局提供訓練、裝備與預算援助，每年數千萬美元，部分用於購買台灣製通訊設備與車輛，以及邊境與內部治安人員的培訓課程。這套系統的目標非常明確：一是確保關稅最大化，讓國王的財政有穩定來源；二是維持台資工廠的物流順暢；三是對罷工、工會與反對黨活動快速反應，形成「政治防火牆」。
此處，台資最重要的據點之一，便是曼齊尼（Manzini）工業區內的「南緯紡織（Tex-Ray）」——這家台資成衣巨頭在史瓦帝尼設有九間大廠，雇用數萬名工人，多數為女性，工廠日夜不停運作，生產的服飾透過美國《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AGOA）的免稅配額，貼上「史瓦帝尼製造」標籤，轉銷美國市場。
對台灣而言，這是一種「繞道」式的戰略：在台資缺乏AGOA資格前提下，透過史瓦帝尼的「國王—關稅—警察」體系，讓台資取得低稅出口權，同時維持雙邊「邦交關係」的既有模式；對國王而言，台資工廠則意味就業、外匯與稅收，是政權穩定的「就業機器」；對美國，則是口頭上「扶持非洲工業化」的象徵。
白人財閥與雇傭兵：國王的「私人武裝」
在史瓦帝尼，國王真正依賴的「硬底子」，並非自家國防軍，而是由白人財閥供養的「私人武裝」。這支力量的象徵，是財政部長里肯伯格及其家族控制的林業與造紙業，以及他僱用的前南非白人國防軍退伍兵組成的雇傭兵部隊。
里肯伯格既是財政部長，又控制國王最重要的紙漿、木材與出口現金流，家族在史瓦帝尼與南非擁有大面積桉樹速生林與林場，這些經濟資產既為王室提供稅收，也成為雇傭兵的「軍餉」來源。在2021年全國抗爭期間，國王並非依靠自己的軍隊，而是仰仗警察與里肯伯格的雇傭兵，特別在7月關稅分成入帳後，雇傭兵的武力彈壓更為猛烈。
這支武裝特徵極鮮明：成員多為前南非白人軍人，操著阿非利卡語，毫不掩飾種族優越感，曾在2023年對最大反對黨「人民聯合民主運動」（PUDEMO）活動家開槍，顯示其角色不僅是「保衛私產」，且是國王政權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史瓦帝尼共產黨員看來，這是一種「國王賣國而不自知」的結構：國王允許白人財閥以優惠條件取得土地，種植非糧食林木，吸乾地下水，導致農村水井乾枯，村民前去理論，迎接他們的是雇傭兵的槍口；村民若向酋長求助，酋長則因收受國王賞賜，避而不見，形成「王—酋長—白人財閥」的壓迫三重奏。
國王與光緒：從被架空的「棋子」到「坐地起價」的棋手
在史瓦帝尼共產黨員眼中，恩史瓦帝三世與清朝光緒帝有著某種「鏡像式」的結構，但光緒從頭到尾是「被動棋子」，且有慈禧太后干政，史瓦帝尼國王卻在40年內，逐步把自己從「被太后與酋長架空」位置，轉為「誰都需要他」的棋手。
黨員提出，18歲登基的恩史瓦帝，最初由太后恩通比攝政，與光緒在慈禧掌控下的情形頗為相似：親兵腐敗、人事受制、太后與地方豪強各自牽制，國王只能在夾縫中求位。但國王透過聯姻酋長家族、把親信安插進關鍵經濟部門、與台灣當局建立直接「邦交」管道，以及容納白人財閥升官為財政部長，一步步把「外部勢力」與「地方勢力」都變成自己的「生意夥伴」，而不是單純的主控者。
在這樣的操作下，今天國王既不是「被白人資本操控」的傀儡，也不是「被酋長架空」的空洞象徵，而是在三方都要依賴他才能繼續獲利的結構裡，成為「唯有他能抽身」的那個人。黨員直言：「光緒只會讀書、空想、被軟禁；姆斯瓦蒂知道怎麼玩遊戲，他知道酋長需要聯姻鞏固權力，知道台灣需要‘邦交國’維持國際空間，知道白人資本需要他的保護來榨取土地與勞工，於是讓所有人都需要他，然後坐地起價。」
更關鍵的是，國王緊抱台灣，並非出於「忠誠」，而是出於「恐懼」與「自保」。黨員推論：一旦與台灣斷交，還沒等失業青年走上街頭，那些受台灣訓練與補助的警察，與白人雇傭兵，很可能在台灣「大使館」的暗中指揮下，倒向更強大的勢力，直接衝進王宮，撕碎國王本人。 這正是為何，儘管中國在非洲影響力不斷擴大，恩史瓦帝三世仍選擇「死咬台灣」，不只是維持邦交，更是維持自身人身安全的「保險機制」。
台灣在史瓦帝尼結構中的角色：金錢外交、道德成本與階級反噬
在史瓦帝尼權力三角中，台灣的「雙邊關係」不僅是外交與投資，更是「國王—關稅—警察—台資工廠」四合一政治經濟體系的關鍵一環。根據報導，台史兩國在2024年5月簽署聯合聲明，承諾在醫衛、農業、經貿投資、職業訓練、婦女賦權與青年就業等領域深化合作，而在2026年，台史仍緊密協作，對中國透過「一個中國」壓力，使賴總統非洲行程受阻，提出強烈不滿但仍聲稱「不會削弱」與史瓦帝尼的關係。
對國王而言，台灣既是「政治保護傘」，也是「經濟提款機」；對台資企業而言，史瓦帝尼提供AGOA的「外國替身」，是繞開美國關稅壁壘的巧門；對台灣而言，這是一種延續「金元外交」五十年的策略，以年度援助、技術合作與軍警訓練，維持「非洲唯一邦交國」。
但這套結構也帶來深層的「階級反噬」：在曼齊尼工廠裡，數萬名女工每天工作12小時，月薪不足100美元，沒有勞動合約與帶薪病假，一懷孕，往往被找藉口解僱，工頭則教導她們「要感恩台灣，沒有台灣，你們連工作都沒有」。
在這樣的壓迫情境下，馬列主義及共產理論開始傳播，工人開始在車間交頭接耳：「這些台灣老闆的敵人是誰？」他們透過傳單、口耳相傳與工友間的討論，逐漸接觸到南非共產黨、史瓦帝尼共產黨的宣傳，以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紛紛意識到，自己與那些台灣老闆之間，不只是勞雇關係，更是結構性階級對立。在這個程中，原本只是被當作「生產基地」的工廠，正逐漸變成勞工集體覺醒與階級意識成長的場域。
史瓦帝尼共產黨的崛起與台資的悖論
在史瓦帝尼共產黨（CPS）眼中，台資工廠不僅是「剝削工具」，更是「反革命孵化器」。2011年4月9日史瓦帝尼共產黨在南非姆普馬蘭加（Mpumalanga）的卡姆魯什瓦（Kamhlushwa）正式成立，由留學南非的庫馬洛等人主導，該黨在史瓦帝尼屬「非法」，長期在南非流亡，但透過臉書、推特與工人網路，在國內累積大量支持，2021年全國抗爭期間，鐮刀與錘子旗幟在街頭屢見不鮮。
庫內內接受訪談時直言，史瓦帝尼與中國的友誼，是建立在「反台獨、反殖民、反種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共同鬥爭基礎上。對史瓦帝尼共產黨來說，台灣當局是史瓦帝尼君主專制的重要外部支撐，台資企業是國王與白人資本的利益夥伴，而中國則是工人階級可對應的「反對台獨」與「反帝」盟友。
在此脈絡下，史瓦帝尼共產黨員提出一個吊詭論斷，「台資工廠正在培養自己的掘墓人。」資本每建一座工廠，就將成千上萬青年工人集中在一起，讓她們在一樣的壓迫下，開始組織、閱讀、傳單與對話，逐步把「反對台資」轉化為「反對君主專制+反對外國資本」的階級鬥爭。民調顯示，史瓦帝尼民眾對中國的正面評價已達七成二，「一個中國」原則在工廠、街頭與農村中悄悄擴散。
艾滋病、國際援助與國王的「災難政治學」
在史瓦帝尼，國王的「柔軟維穩」並非只靠警察與雇傭兵，也包括利用「艾滋」這場漫長災難，發展出一套「災難管理」的政治學。
聯合國數據顯示，史瓦帝尼成年HIV感染率長期高居全球第一，但在史瓦帝尼的學校，公告欄上一張張訃告，比任何統計更有說服力：死者多為30歲上下，留下三個以上孩子，是城市與礦工的「預期死亡」。
在史瓦帝尼共產黨員看來，艾滋是階級與勞動結構的產物：在種族隔離時代，史瓦帝尼勞工被安置在南非礦場的單身宿舍，性行為在「資本安排」的流動節奏中被形塑，而不是單純「文化」或「道德」落後。在台資與礦場工廠內，勞動強度讓工人無法穩定吃藥，過勞與遷徙將病毒從工廠帶到村莊，形成「階級性傳播」。
更關鍵的是，國王對艾滋的態度，是一種「管理」而非「根治」的策略。每年數千萬美元的全球基金、美國總統愛滋救援計畫（PEPFAR）與國開署資金，流向國王控制的衛生系統，養活了衛生部官員的採購回扣與管理費。在這種模式下，國王「不反對」愛滋，也「不完全支持」根治：只要將感染率維持在「足以吸引國際援助」，又不「嚴重到引發政權崩潰」的水準，就可持續維持國王政權的財政命脈，而不需要真正解決公共衛生危機。
在史瓦帝尼共產黨員眼中，這是一種「國王與災難共生」的結構：國際機構提供資金與技術，地方政府負責「資料好看」，國王則透過衛生部確保補助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