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2026年的春天，在全球關注中東局勢升溫與能源運輸風險之際，另一個更具長期影響的訊號，已經在東亞浮現。根據新華社公布，中共中央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邀請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團於4月7日至12日訪問江蘇、上海與北京。這一安排，在表面上釋放的是兩岸交流的訊號，但若置於更長期的歷史脈絡中觀察，其所反映的，已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兩岸發展路徑分化之後的一種階段性顯現。
兩岸發展階段的軌跡與差距
回到1960年代中後期，兩岸處於截然不同的發展起點。台灣在出口導向政策與制度穩定的條件下，逐步完成工業化並嵌入國際市場；中國大陸則歷經政治運動與體制震盪，直到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才重新回到經濟發展的軌道。當時的差距，主要被理解為發展階段的不同，而非制度選擇的分歧。
然而，正是在這一歷史節點，兩岸各自的制度選擇與政策方向，開始形成具有自我強化效果的發展軌跡。所謂「路徑依賴」，並非單一決策，而是長期累積下的制度慣性與產業結構，使經濟體在面對新挑戰時，傾向沿既有方向延伸，而非重新出發。台灣持續深化市場導向與對外連結，中國則在國家主導與市場機制之間形成其特有模式。這種差異，隨時間推移，已經轉化為結構性的制度分流。
中美之間結構性競爭的「G2」格局
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的快速崛起改變了原有的比較框架。過去以「兩岸差距」為核心的觀察，已逐步被更大尺度的國際競爭所取代。中國在經濟規模、產業能力與科技投入上的提升，使其不再只是追趕者，而是成為能夠在多個關鍵領域與美國形成競爭的主要經濟體。全球關注的焦點，也因此從區域內的發展比較，轉向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競爭，即所謂的「G2」格局。
這樣的轉變並非短期政策所致，而是長期路徑演化的結果。中國的崛起，反映其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調整與政策延續的累積效應；美國則在既有創新體系與制度基礎之上，持續維持其科技與金融影響力。兩者之間的競爭，並不是一時的政策對抗，而是建立在不同制度邏輯與發展軌跡之上的結構性競爭。
在這樣的結構之下，台灣的位置已經出現質變。台灣並未隨著中國的崛起而被邊緣化，反而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與科技競爭升溫的背景下，逐步嵌入以美國為核心的創新體系之中。特別是在半導體與人工智慧相關產業中，台灣所累積的技術能力與產業分工，使其在當前競爭格局中，已經形成難以替代的關鍵功能。台灣的位置，並非是短期政策所塑造，而是數十年產業選擇與制度發展的結果。從早期製造能力的建立，到高階製程與關鍵技術的持續投入，台灣逐步形成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核心地位。
台灣形成具有關鍵連結功能的產業與制度位置
回顧從1966年到2026年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的不僅是兩岸經濟表現的差異，更是三種不同發展路徑的逐步展開：中國走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型經濟體，美國維持其創新主導地位，而台灣則在兩者之間，形成具有關鍵連結功能的產業與制度位置。這不只是發展差異的結果，更是制度選擇長期累積的必然結果。
春天通常象徵新的開始，但2026年的這個春天，更像是一個結構已然成形的時刻。當兩岸仍以交流作為表層語言時，真正正在發生的，是路徑已經分化之後的再互動。在中美競爭逐步制度化、全球供應鏈重新排列的當下，台灣已不再只是兩岸關係中的一方，而是身處於一個無法回到原點的競爭結構之中。
當路徑已經分化，選擇便不再是方向問題，而是位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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