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玉莉/中美文經協會副秘書長
接續上篇第一部分(1942年7月起蔣介石邀毛澤東來西安遭婉拒緣由之考正），本文將分析蔣介石與林彪在重慶的第一次會面，為何有些不太友善？因為蔣介石日記10月13日寫下林彪“幼稚可嘆”！最終1943年6月7日，蔣林有第三次的會面，但看似沒有結果(林彪提出有關擴軍補助等4項要求，已於1942年底遭到拒絶），不過這3次的蔣林會談，對國共雙方有何影響？依序分析之。
壹、10月13日蔣介石日記批評林彪“幼稚可嘆”之緣由。
本段筆者大膽地認為第一次蔣林會，林彪已約略提出此行目的，即有關擴軍、軍政方面的相關要求，已觸及蔣介石的底線，當日蔣對林彪會驟下評語: 幼稚可嘆，即是表達不滿的，日後更是以拖延方式再次予以拒絕其具體的4項要求。同時，本段還需對林彪代表毛澤東提出的4項要求，詳述之。
據查，1942年9月3～14日蔣介石在西安視察並等待林彪，林彪遲遲不來，遂於9月14日先行離開；一个星期後，林彪受毛澤東指派來到西安已是9月21日左右，而9月22~23日兩天，胡宗南將軍皆接見並長談，但林彪對於代表毛澤東赴重慶之事並未多言。【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152】;又，由西安至重慶乘汽車最快5~6天，所以，目前大陸論述此事件，皆提到10月7日林彪已抵達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或曾家岩的周恩來住處。(可對照10月13日蔣介石正式約見林彪前，10月10日其日記已知林彪抵達重慶，故寫下安排約見的日期。）
據台灣方面史料，得知當日(10月13日)林彪見蔣是有一段談話紀錄，主要多是林彪尊敬示好的表態；敘述如下：”林彪極力表示：中共擁護抗戰建國之誠意。並言：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絕不能照恩格斯、馬克思、列寧與史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彼等所主張與實行者，絕不能依樣行之於中國。即如孫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所指示革命救國之方略，與中央對於抗戰建國所決定之方針，反此規定，中共均無異議。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期無違國民之公意，此則中共所盼於委座領導之下，奠立穩固基礎以底於最後成功者。”【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上冊，頁215-216】
對照來看，上列這些談話內容，顯然尚不足以讓人理解，蔣林第一次重慶會面，蔣為什麼驟然批評林彪＂幼稚可嘆＂的緣故！因為，從蔣林第一會面的前後，蔣介石在日記還寫下：蘇俄大使潘友新離華與蔣的談話，希望蔣“容共”(10月11日); 蔣林第一次會面後，蔣日記也不斷寫下對共黨要儘量包容，用政治手段，讓彼心悅誠服等。
經過一些查考，筆者不認同目前大陸網路上提到：由於林彪一提到要恢復新四軍番號，遂令蔣介石不悅，而草草離席結束第一次的會談; 事實上“恢復新四軍番號”之事，中共1941年3月早就自行恢復，而蔣為避免美國等同盟國的干擾或指責; 並未公開地行文予以嚴禁，只是日後無論八路軍或新四軍，即不再撥予軍事（费）的補助！
另外，可以觀察的文獻，即提到蔣介石的底線：始終反對中共擴軍（另組軍隊）及邊區政府盤據一方；是年11月25日國民黨第五屆十中全會蔣曾致詞說：“對內則在「不許另組軍隊、割據地方」之條件下，對國內黨派一律仍本寬大政策，望其徹底覺悟服從政府法令，政府必一視同仁予於保障。”緊接著，11月27日該會通過對共黨決議文：“對共黨人仍本寬大政策，望能徹底覺悟，服從政府法令，必一視同仁，並加以保障。”
故而，12月16日蔣介石第二次約見林彪後，其日記並沒記下什麼，倒是12月17日提到：“中共對我全會為共黨之決議案，其於9日《新華報》聲明，無意全部接受，而昨日林彪來見，余之談話當能見效乎。”接著19日日記又記下：”研究中共態度，中共因我全會所發表之決議，其態度有改正之象，然其狡獪奸詐成性，不問其如何改變，而「我之既定方針，絕不能有所動搖也」。”【蔣中正日記（1942），頁379；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上册，頁239、240、246。】
依所謂林彪或中共中央“提案”提出日期来看，從10月上旬第一次(10日13日）至第二次（12月16日）蔣林會後，從12月中旬又過了二星期，何應欽才再把中共提出的要求彙整陳報如下：（此處提案內容，摘錄秦孝儀等，引述當時官方文件。参考“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上册，頁251)
“ 12月31月何應欽總長呈報張治中與中共代表林彪、周恩來等商談經過，謂林、周針對政府寬大政策曾向政府提出四項要求，其目的蓋企圖在黨政軍各方面皆欲取得合法地位耶。附錄林彪、周恩來要求原文：
“一、黨的問題，在抗戰建國綱領下取得合法地位，並實行三民主義。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區辦黨辦報﹔二、軍隊問題，希望編4軍12個師，請按中央軍隊待遇﹔三、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四、作戰區域，原則上接受中央開往黃河以北之規定，但現在只能作準備佈置，戰事完畢，保証立即實施。如戰時情況可能（如總反攻等），亦可商承移動。”
在此，需補充說明的是，上述此文內容，據“張治中回憶錄”所述，該“提案”或要求，則是1943年春才由周、林唸出，由他一字一句地抄下來！筆者對照下來，文句僅1～2字有更動其餘皆無誤。【參考張治中回憶錄，頁488】
事實上，秦孝儀先生等後來的編纂並附加評論，對於提案日期的敘述，有些誤差的，因為據查證可知：蔣介石日記在12月26~27日就提到：预定“共黨提案”之拒絕；說明他早在12月底前，已看過林彪代表毛澤東或延安中央所提出4個提案的內容。
筆者考據提案内容及其出現之日期，故而，大膽地判斷：蔣林第一次重慶會面，林彪應該“口頭上”已提出此行的目的或毛澤東等的迫切要求！若再有具体證明文件，或許還可參考一段當時蔣介石的侍衛人員描述林彪的談話：“希望校長按照中央軍的待遇，增加裝備、武器彈藥和軍需糧餉，能放寬編制（指對第18集團軍）同中央軍一視同仁”【賈星摘自《在蔣介石宋美齡身邊的日子一侍衛官回憶錄》汪日章等著，團結出版社，2011年11月14日中國新聞網】
總結來看，從第一次蔣林重慶會面，蔣介石一股腦地只希望中共誠心悅服，至於中共派出林彪提出的“相關要求”（特別是擴軍或要求承認其割據一方的“邊區政府”），蔣則擺在一邊；可能當下都不想去了解中共要求什麼！
所以蔣介石日記上評論林彪“幼稚可嘆”，並不是指：林彪當時個人的行為如何，而是責怪他代表的中共和毛澤東提出的要求是：太荒誕不可行，無法接受耶？！
不過，在此需反思的是：若林彪提出要求是幼稚可嘆，豈不也說明當年7月下旬後，蔣介石期盼毛澤東來西安會面或11月再派鄭延卓至延安勸說毛澤東來重慶有些幻想？若蔣已想到毛澤東的出現或他帶來的“要求”可能是過份的話，蔣當然可以不接受，但若蔣都沒有預期毛澤東提出談判內容“不甚好或非常無理、荒誕”，沒有預判到彼方最壞的提案，那為什麼還不斷地巴望著毛澤東來呢？（蔣日記1942年7月～1943年4月，幾次不斷提到或派人傳口信希望毛澤東前來）難道蔣預期約見毛，僅是有意要羞辱毛？或扣留毛？
或許，我們也可推論到：蔣個人主觀盼望中共领導人毛澤東來會面的計畫，不也是“幼稚可嘆”嗎？或許當下蔣介石還做不到談判策略上，所謂“以大事小以仁”的格局？
在此值得推薦的是，筆者認為研究“蔣中正日記”當找出歷史事件的背景因素。蔣介石逝世3年後，秦孝儀先生即親閱過蔣中正日記並迅速編纂完成蔣中正日記大事紀，例如：“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其記述背景的史料較為詳細，值得做為查證之史料。更明確的說，蔣介石當年除以“日記”為記事之正本，他約見某人或批閱公文時，併入相關的檔案文件或附件，包括有人負責並代為記錄等，都是他日記不可缺少的參考材料！
貳、林彪在重慶待8個月多，他的統戰工作做得好嗎？
本文對於統戰一詞的解釋是做朋友；而秦孝儀先生則用蔣介石的說法是：和平共存，不過，他們記録裡，對林彪待在重慶很久，就是認為林彪在做統戰的！
依上段分析， 筆者提到：1943年初，林彪已知蔣介石又拒絕他代表毛澤東或延安的黨中央提出的4項要求；接下來，他在重慶還可做了什麼統戰？
據知，1943年6月底，周恩来、林彪、鄧颖超、伍雲甫、孔原（提到伍、孔二人，筆者存疑待查證！）等乘5輛卡車同返延安（皆有圖片為證）。從這也說明，林彪代表毛澤東來重慶，他們提出有關軍事或政治方面的要求，並不符合蔣介石所謂對友黨一視同仁的宽大原則，當然得不到實質擴軍所需軍需品等的回應；不過林彪回程時，從重慶至西安再返延安還能夠帶了五車的物品，特別包括些醫藥的用品。這些皆說明林彪和周恩來已爭取很多方面的援助；另外，還需一提的是，林彪個人秉持共産黨人樸素性格，當年面對那麼多的交際應酬，他自個都還典當瑞金時期的小金質勳章，鄧颖超批評他是違反紀律，但這情形，可見當時的林彪也非常會做關係，很願施展交際手腕吧？【紀念周恩來網站及2014年2月19日鄧颖超揭秘密：林彪1942年在重慶不守紀律賣獎章，中國新聞網】。
再以，依據大陸目前幾篇文章提到，在重慶期間，林彪廣泛接觸國民黨高層，包括何應欽、張治中、戴笠、康澤、唐縱、鄭介民、宣鐵吾、蕭赞育、俞濟時、項傳遠、李延年、鄧文儀、錢大鈞等。不過筆者這裡仍有補充，依據胡宗南先生日記提到：林彪見過重慶的孫夫人（宋慶齡）、孫科、馮玉祥等【胡宗南先生日記(上），頁233。】也許，林彪在西安見過胡宗南、曾擴情、梁幹喬...都是他黃埔一期的學長，這些都算林彪此行會談他統戰的對象！
又以，還需指正的是，林彪在重慶，前後總共應該待了8個月之久。不過，據秦孝儀編著：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頁328），卻錯誤地把林彪待8个月，記成3个月；書中提到：1943年3月間，中共派林彪、周恩來渝商談，重提擴軍及擴大行政區域之要求並留渝進行統戰工作近三月之久，七日（註指6月7日）周林求見，謂即返延安...
叁、林彪代表毛澤東來重慶會談的影響如何？
本段筆者特別要指出：會談結束後，意外地解除了1943年7月10日胡宗南已定下進攻囊形地區的計畫；
所謂囊形地區的攻占計畫，主要是指1943年5月左右胡宗南企圖把介於西安北至洛川西南間的五個縣（淳化、栒邑、正寜、寧縣、鎮原五個縣）予以收復。其計劃制定形成於1943年5月初，胡宗南（聽進湯恩伯分析政局之看法）要求陶峙岳司令執行並預定7月10日出兵進攻。其中，1943年6月17日蔣中正曾電報問詢胡宗南邊區準備致何程度。【朱文原主編，蔣中正總統檔案第二冊，台北：國史館，1998年】
後來，由於林彪與周恩來夫婦等（6月28日起離開重慶並開汽車數日於7月9日到達西安，故胡宗南即接到蔣介石電話，對陜北（即囊形地帶）暫不動作。【胡宗南先生日記上，頁232】再以，1943年7月28日蔣中正的日記證明了此事，記載如下：“以周在此期間，正在由重慶往延安途中經過西安之時，毛匪以為中央見此論調，必一面進剿，一面扣周也，固對共匪此次挑戰言行，決以犯而不校處之，並使周安全回到延安，....以後對共匪方針，只有促成其內部變亂，乃比用兵進剿之策略，勝過千萬矣。故對共除軍事防範特加嚴密外，其他一切皆因放寬為主。”【蔣中正日記（1943年），頁196】
本段需補充說明的是，事實上，當時進攻囊形地帶的計畫，並不是所謂立刻將有大規模的奪取延安的計畫，許多中共軍事領導人及情報人員後來的回憶錄，指1943年6~7月國軍發動進攻延安的消息，應該說是誇大且研判錯誤的！！
最後，本段筆者簡略做个小結，有關1942年9月林彪代表毛澤東來西安再至重慶，對國共雙方， 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影響；
(一）林彪個人，8個月多期間，使其從軍事的知識擴展到政工方面，特別是了解如何進行政治、兩黨的談判；
（二）林彪結交很多國民黨的黨政軍人士， 其中胡宗南及張治中等對林彪都留下好印象；（1947年7月23日胡宗南攻占延安後四個月，胡對著當年“1943年7月”與林彪、周恩來三人的合照，好深感嘆！）【胡宗南先生日記(上)，頁663】
（三）開啓雙方互派代表談判:其中毛澤東利用蔣介石喜歡以個人名義委派代表，第二年(1944年5月）即要林祖涵（伯渠）來西安和重慶談判；日後雙方也加派人員在重慶和延安兩地駐點的訊息交流。（如國軍延安特派員周勵武、郭仲容等)
(四)國軍方面，由於蔣介石已掀出談判底線：反對擴軍及反對不服從中央並割據一方的地方政府(即堅持回到民國26年西安事變後的協定），這個底線就讓雙方始終僵在原地矣。但若從林彪和林伯渠至1945年8月蔣介石與毛澤東的正式重慶談判，國軍方面逐漸掌握中共要求的擴軍數字(4軍12師到16軍47師），應該也知道中共勢力的急遽地擴大，更該早有準備面對極可怕的反對黨或叛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