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榮/資深媒體人
前新聞局長、政府發言人邵玉銘博士於春節前夕走完人生87個歲月寒暑。得悉他的辭世，心中湧現的不僅是對過去重要採訪對象的懷念，也是對故友的哀慟，更有對一個時代落幕的沉重感。
邵局長任內，我始終是站在第一線採訪行政院的記者。我在卸任圓山飯店董事長後曾出版記憶圓山與行銷圓山兩本書，當時曾經請他做序，他有如下的一段文章：「李董事長建榮兄與我相識於我在行政院新聞局服務期間（1987-1990年），兩人晨昏相處約1600多個日子，那時他發起行政院記者聯誼會，並被同行推選為創會會長。他所寫的新聞稿用字細膩而完整，來自他『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鑽研功力。離開新聞界後，他協助過一些國內政要。記得2005年，連戰先生赴北京大學發表演講，他曾協助撰稿，為了瞭解北大在五四運動時期所扮演的角色，他曾遠道來陽明山，我推薦美國教授周策縱的英文名著『五四運動』一書。由於我曾出版過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傳記，知道韓戰後，大陸政府沒收了13所美國在華教會大學，北京大學即搬入原燕京大學校園，我提起此事，供其參考。他也告訴我，連戰的母親趙蘭坤女士畢業於燕京大學。在這次晤談中，深感其工作之認真。連戰的北大演講轟動一時，其開場白就提及回到母校，回到母親的學校，獲得北大師生第一道滿堂彩，北大還致贈趙女士當年的畢業成績單，讓連戰感動不已」。我特別紀錄這一段文字，足以說明我們彼此離開新聞界與黨政工作後，還一直保持著聯繫，這是我當年在線上結交採訪對象時對自己的期許，像邵局長有深厚學養，學而優則仕的採訪對象，值得敬重，甚至成為亦師亦友的關係。
在他擔任新聞局長的期間，我服務於中時晚報，每早必於八時前就到行政院區的新聞局，即使中午截稿後，也與日報記者一同於傍晚甚至晚間才離開。因此他上班座車一到，我有問題就可直接採訪，甚至隨他一起進入局長室。他任內以政府發言人身分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於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宣布台灣地區隔日解除戒嚴，右手邊陪他坐著的是行政院法規會主委胡開誠。他也宣布民國七十七一月一日起台灣解除報禁。他也於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宣布蔣經國總統辭世，職務由李登輝副總統繼任。民國76年10月15日內政部長吳伯雄宣布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11月2日起由紅十字會受理，他也以政府發言人身分做了相關重要發言。他任內時行政院成立大陸工作會報，他於會上鼓催大陸政策開放，仿照東西德統一做法，讓文化方面先行，優先開放大陸記者來台採訪。他任內兩岸開放媒體相互採訪，這也是兩岸降低敵對作法的先河，讓雙方政府與人民進一步了解彼此。
我還記得七十七年一月五日左右例行記者會上，他被問起蔣經國總統的身體狀況，他當時只能籠統回答經國先生看起來臉色還紅潤。其實就在一兩周前的行憲紀念日大會上於中山堂舉行時，經國總統就是被推著輪椅上台致詞，面對當時民進黨國代舉布條抗議。孰料一周之後就傳出經國先生病逝。這也顯示新聞局長身為政府發言人，但是對元首的重要資訊難有全面掌握。也因此當其任內的郝柏村院長民調聲望比李登輝總統高時，李總統的近臣還向邵局長抗議，不能只偏好行政院長的文宣。當時他對我說曾建議總統府也成立發言人室，這也是府院先後有發言人室、發言人的開始。
他在擔任新聞局長期間，屢屢被所謂「丐幫記者」所困擾。在其鼓勵下，我們成立行政院記者聯誼會，會員立下門檻。新聞局與記者們的溝通，有不少事項就由聯誼會內部溝通取得共識。
邵局長對新聞專業的尊重不僅於口頭，他深知要推動台灣的新聞環境要與國際接軌，必須從制度面與環境著手。他首先把國內處走廊上的簡陋記者室廢除，新闢與國內處一科緊鄰的辦公室作為新記者室，桌椅、電話、沙發齊備。他還創舉闢了兩座可隔離噪音的電話亭，「這方便你們問獨家新聞」，他說。由此可見其心細之處。
緊接著他說，召開中外記者會也要有媲美美國白宮記者會的場地。於是階梯式的記者會場開幕了，二樓還有即時翻譯空間。從記者會場藍色的布幕、發言台的設計及燈光音響都要一流。每年農曆年終的行政院長中外記者會就成國內新聞界最受矚目的焦點。而且第一位被點名的媒體代表就是行政院記者聯誼會長，他說是對記者聯誼會的尊重。他透過記者聯誼會與記者間建立不卑不亢的互動模式，維持了透明與和諧的互動模式，讓政令宣導不再僵化。
他一直鼓勵國內新聞界應成立資深記者制度，不要優秀資深的黨政或財經記者都回去當採訪主任或總編輯的行政職務。以我自己為例，當時就堅守婉拒行政職，先後採訪多任的行政院長，對於行政院的政策形成過程，與總統府及立法院的互動情況都有深刻全盤的了解。後來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委請我設計中國時報資深記者制度，紀老委請總編輯黃肇松與我討論，後來經由新聞局外館的協助，參考歐美、日本重要媒體的資深記者、專欄作家制度，中國時報的編輯部就成立了「主任記者」制度。黃總編輯發布：讓身經百戰的資深記者能夠發揮寫作專才與經驗，經編輯部人評會考評，擇優發表為主任記者，待遇比照副總編輯，工作上不必分心做行政工作。因此建立台灣媒體資深記者制度，邵局長的尊重記者、禮遇新聞資深工作者用心獲得實踐。
我在圓山工作時，為了慶祝圓山大飯店成立六十年，特別規劃在麒麟廳二樓成立圓山文物館，第一次完整展出圓山的歷史，當時邵玉銘局長任職於公館集團與華視董事長，他以新聞界代表致詞，對圓山大飯店的歷史與代表性如數家珍，他還提到台灣過去60餘年的歷史，反映了台灣1950年代的風雨飄搖，1970年代的經濟奇蹟，1980年代的政治民主化以及1990年代兩岸關係的開展，圓山飯店見證了每一個重要時代的發展。
邵玉銘局長在美國名校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返國後先後擔任政大外交研究所所長、國關中心主任。在離開新聞局長後不到一周，我到國關中心探望他，他在書架櫃上找了他寫給郝柏村院長的辭呈給我一閱，後開著新買的車載我到附近深坑吃豆腐，一位剛離任的政府發言人歷經俞國華、李煥、郝柏村三任院長，也經歷國民黨內主流與非主流的尖銳鬥爭，他身處其中，以近觀者對我論及對台灣政局的觀感，這是我一個政治記者最寶貴的進修題材。
連戰擔任國民黨主席時是國民黨第一次在野，邵玉銘曾任黨副秘書長、中央日報董事長兼社長。對於搖搖欲墜的中央日報，他在任內力挽狂瀾力保員工的工作權，但多年後，中央日報還是走上了關門之路，相信他也唏噓不已。甚至他服務過的新聞局，也在行政院組改，遭到廢除，走入歷史。不過馬英九總統幫國民黨重返執政，邵玉銘已接近耄耋之年，但仍先後出任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委及公視董事長。尤其公視董事長在朝野爭鬥停宕三十個月後，他能順利當選，顯示他的資歷得孚眾望，這也是他晚年的最後一個公職工作。
邵玉銘局長是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關鍵見證人，他的學術造詣深厚，是知名的歷史學者。他重要的一生與台灣、美國、中國大陸緊密相連，體現了知識份子參與公共事務的風骨。晚年仍心繫兩岸變局，在病榻上完成遺作『中美關係與兩岸變局-百餘年來的恩怨離合』，展現其憂國憂民的終極關懷。
他曾在回憶錄中提到，他這輩子都在處理「對話」－政府與民眾的對話、台灣與國際的對話、歷史與未來的對話。而我作為同時見證波瀾壯闊、時代大變局的一個新聞工作者，也在這場巨大的對話中，對他抱著有「亦師亦友」的身分，同行過一段路，這也是對邵局長最深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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