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履中/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率領自民黨在提前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不只是一場國內政治的權力重分配，而是一個極為清楚的戰略訊號，表明了日本社會在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選擇了「更親近美國、換取安全」這條路。這並非單純親美，而是一種對風險管理的集體判斷。
坦白說，日本的選擇，並不代表日本社會對美國毫無不滿。川普式的交易外交、關稅威脅、要求盟友分攤更多安全成本，對日本而言同樣是沉重的政治與經濟負擔。然而，在中國崛起、區域軍事風險升高、全球供應鏈被高度政治化的現實下，日本選民最終選擇承擔「可預期的高成本」，而不是冒險承受「不可預期的後果」，因為這是他們認為最不容易失控的安全路徑。
對臺灣而言，日本選擇「更親美」並不算意外，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對臺政策將與美國同步，對臺灣的期待會更清楚、要求也會更直接。臺灣社會對美國的不滿、焦慮與質疑，當然可以理解，也完全合理。事實上，幾乎所有美國盟友都對美國的強勢作風感到壓力，臺灣並不是唯一例外。
但臺灣與多數盟友最大的不同，在於臺灣同時面對來自北京直接的安全壓力。北京的軍演、軍機越線、法律與外交戰的持續推進，對多數臺灣民眾而言，已成為一種「習慣化的威脅」。反而是美國在軍售、國防預算與產業政策上的強勢要求，因為「前所未見」而更有感，更容易引發情緒反彈。於是，臺灣民眾被迫在「北京的威脅」與「美國的壓力」之間拉扯，承受極大的心理負擔。
然而，國際政治並不會因為情緒而自動調整。問題從來不是「能不能不滿」，而是「不滿之後，路要怎麼走」。對在野陣營，特別是主張推動兩岸和平交流的力量而言，最大的風險在於，若沉溺於情緒動員，卻無法提出一條能讓多數民眾感到安心的替代路線，所有不滿最終恐怕只能停留在同溫層，而無法改變兩岸政策的方向。
日本大選再次提醒我們，選民在高度不安的環境中，往往不是選擇最理性的考量，而是選擇「最能讓自己感覺有力量」的方案。放回臺灣脈絡，這意味著兩岸政策的討論，已逐漸從價值與立場之爭，轉向「安全感」與「可控性」的辯論。若在野陣營被貼上「反美」與「親中」標籤，對多數選民而言，這不只是立場問題，而是對安全風險的直接聯想。
面對複雜的兩岸民意結構，臺灣必須誠實面對一個現實，臺海安全，不只取決於北京高層的意志，也深受大陸社會對臺灣的整體觀感影響。長期以來，在大陸民間，對臺灣仍普遍存在情感連結與善意想像；但同時，大陸內部也存在明確的政治約束，不少民眾認為「對臺已經相當友善，甚至長期讓利」。在這樣的認知下，當臺灣感受到的是威嚇與打壓，大陸民眾卻可能認為臺灣「不領情、甚至不識好歹」。
這種認知落差若缺乏有效管理，只會不斷擴大：臺灣認為對岸強硬，大陸認為臺灣挑釁；臺灣要求尊嚴，大陸要求配合。當真正握有決策權的一方缺乏誘因或意願去處理這種落差，它不會自行縮小，只會累積成更高的誤判風險。
也因此，交流本身必須接受民意的「效果檢驗」。如果交流無法帶來可觀察的態度改變，民眾很容易得出「交流無用」的結論，甚至反過來認為那是忽視尊嚴的讓步。這對主張和平的一方而言或許委屈，但在民主政治中，委屈本身無法取代民意的授權。
回到最核心的問題，想改變兩岸政策方向、追求臺海和平，不能急著掌舵，而必須先贏得信任。沒有民意授權，就沒有方向盤；沒有執政基礎，就無法把理念轉化為制度。日本用選票示範了現實政治的運作邏輯，不是誰的理想比較高尚，而是誰能讓多數人民相信「這條路比較安全」。
對臺灣而言，兩岸和平從來不是口號競賽，而是一項高度艱難的政治工程。真正的挑戰，不是如何表達不滿，而是如何在殘酷的國際結構中，提出一條既能降低風險、又能獲得多數民意支持的可行路線。因為在民主社會裡，掌握民意支持，才有資格控制引領未來的方向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