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在大國競爭加劇的年代，「選邊站隊」逐漸被描繪成一種道德姿態：站對邊，代表價值正確；站錯邊，則意味著背叛或天真。
但這樣的敘事，往往忽略一個關鍵前提：在高度不對稱的國際社會體系中，並非所有國家都承擔得起選邊所帶來的後果。
新加坡外交體系近年反覆強調，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已對整個亞太地區產生外溢效應；尤其對小國而言，所面對的不是價值抉擇，而是如何在結構性壓力中保持政策彈性。這並非對任何一方示弱，而是一種對現實成本的清醒認知。
當然，隨著科技、產業與國家安全日益交織，小國得以操作的政策彈性，並非靜態不變，而是可能隨著結構條件而被逐步壓縮。若將這樣的視角放回臺灣，或許能讓許多看似混亂的政治現象，呈現出不同的輪廓。
中華民國成立於 191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 1949 年。兩個政權，皆以「中國」作為歷史與政治敘事的一部分，卻在制度、治權與國際定位上長期分立。在國際語境中，前者被稱為「臺灣」，後者則被普遍稱為「中國」。
在臺灣社會內部，認同本身也高度分歧。多數青壯世代自我認同為臺灣人，而非中國人；法律身分仍是中華民國國民，但文化與政治想像早已與傳統中國敘事分道揚鑣。也有人進一步否定中華民國的國族框架。
然而，無論認同如何分歧，一個現實始終存在：在臺澎金馬及外離島地區的治權範圍內，中華民國運作為一個具備完整治理能力的實質政體。只是，在國際承認層面，能公開承認其國家地位的國家，已屈指可數。
依《蒙特維多公約》對國家之描述性標準，中華民國於臺灣地區具備固定人民、明確領土、有效政府，並具一定程度之對外交往能力；惟在治權實體與國際承認高度受限的結構條件下，其整體處境更符合一般所稱之小國特徵。
也正因如此，臺灣的外交與安全政策，長期呈現出高度張力與矛盾：一方面必須依賴主要安全夥伴，維持嚇阻與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又難以完全切斷與另一強權的互動與風險管理。
在這樣的結構中，國內朝野政黨的路線選擇，往往被外界簡化為「親美、親中、扛中、保臺、賣臺」的二分標籤。但若跳脫情緒化的框架來看，許多看似曖昧、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行為，其實反映的是小國在強權競逐中，被迫承受的外交張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體制下，民意本身亦可能成為外交彈性的限制來源。即便決策者理解「模糊」與「避險」的理性基礎，選舉政治與輿論動員，往往迫使政策表述趨於清晰與強硬，進而壓縮整體的調整空間。
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政策選擇都應免於檢視，也不代表任何一方的論述天然正確；但它提醒我們，對小國而言，外交從來不是單純的表態問題，而是行動後果是否可承擔、路線是否可調整的問題。
若僅從實際運作與治權觀察，當前的兩岸關係，更接近於在同一「歷史–文明」脈絡下，兩個政治權威長期並存的現實狀態，而非一個可由單方意志迅速解決的命題。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在高度兩極化的體系中，「不選邊」本身亦可能伴隨被雙方質疑可信度的風險，這正是小國在現實操作上最為艱難之處。
在這樣的現實中，與其不斷追問臺灣社會「該不該選邊」，或許更值得思考的是：當選邊本身就可能壓縮生存空間，小國究竟還能如何保留調整與轉圜的餘地？
這個問題，也許比任何立場宣示，都更接近我國當前所面對的核心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