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美國總統川普近期推動成立「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並向全球六十多國發出邀請。輿論起初以「川普版新聯合國」形容之，但隨著細節逐步浮現，這項構想顯然並非單純意圖取代聯合國，而是一場更具結構意涵的制度實驗。
根據美聯社取得的章程草案，和平委員會的職能已不再侷限於加薩走廊，而是被定義為可介入「受衝突影響或威脅的地區」。相關文件並預定於一月下旬在達沃斯完成簽署，刻意選擇在全球政經領袖齊聚的多邊場合，本身即透露出一個清楚訊號：這個機制試圖在聯合國體系之外，建立其行動正當性。
川普本人對聯合國的態度，也呈現出耐人尋味的雙軌策略。據路透社報導，他一方面批評聯合國在多場衝突中「毫無作用」，暗示和平委員會「可能」成為替代選項；但另一方面，又強調「必須讓聯合國繼續存在」。這種看似矛盾的說法，與其說是決裂，不如說是在不否定聯合國的前提下，測試是否存在可繞行其程序的替代路徑。
支持者將和平委員會視為對國際秩序失靈的務實回應。近十年來，聯合國安理會屢因大國否決權陷入癱瘓，使衝突處理與戰後重建難以推進。相較之下，和平委員會強調決策集中、行政彈性與資源動員能力，並以「能否把事情做成」作為新的正當性來源。在加薩走廊議題上，其直接將重心從政治僵局轉向治理與重建，正是這種行動導向邏輯的具體展現。
然而，這樣的制度轉向也引發明顯反彈。法國已明確表態不參與此一機制，德國亦警告，若以臨時性、能力導向的架構取代制度化協商，恐將進一步弱化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與此同時，聯合國體系亦重新強調其在人道協調、合法授權與跨國救援上的不可替代角色，顯示其正面對一場並非正面挑戰、而是逐步被繞開的制度壓力。
對中小國而言，這樣的變化是一把雙刃劍：行動導向機制或許能提高效率，卻也可能降低主權平等所提供的制度緩衝。對亞太地區而言，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若此類非聯合國框架被視為可行範式，未來是否被複製至其他高風險區域，將不再只是理論問題。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聯合國是否會被取代，而在於它是否仍被視為不可或缺。在部分議題上，聯合國正逐漸被理解為：一個保有道德與人道權威的「名譽董事會」；而實際的衝突處理與安全決策，則可能轉移至規模更小、成本更高、但執行力更強的機制之中。這樣的轉移未必伴隨制度宣告，卻可能在一次次務實選擇中，悄然重塑未來的國際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