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亞太安全與戰略研究獨立工作室研究員
近期，美國在台協會（AIT）與台灣非執政、亦非最大在野政治力量之間的互動，引發社會諸多解讀。部分輿論將此視為外部勢力「選邊站」的訊號，也有群眾將特定會晤解釋為某種政治背書。然而，若討論始終停留在「誰被重視、誰被冷落」的情緒層次，恐怕反而遮蔽了此一現象背後更值得關注的制度問題。
事實上，在民主政治中，外部夥伴與不同政治力量接觸，本屬外交實務的常態。問題不在於「是否接觸」，而在於「如何理解接觸」。將互動本身直接等同於立場選擇，不僅容易誤判國際政治的運作邏輯，也反映國內政治文化對外部訊號的高度投射。
在學理與實務上，有必要釐清一個基本概念：「接觸」不等於「背書」。外部行為者選擇溝通對象，其目的往往是降低資訊不對稱、評估政策穩定性，而非替特定政治立場背書。特別是在權力分立的民主體制中，政策的形成與落實，並非僅取決於行政部門，而是高度仰賴國會審議、程序正當性與社會接受度。
從制度層面觀察，外部夥伴採取多元接觸策略，本質上是一種對「單一管道風險」的理性管理。這類作法，在比較政治與外交實務中，通常被視為確保政策連續性的基本手段。當重大政策涉及龐大資源、跨年度承諾，且國內討論仍存在高度歧見時，僅依賴單一訊息來源，反而可能增加誤判風險。多方接觸的目的，在於理解政策受阻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反對政策目標本身，抑或是對程序、分配方式或監督機制的疑慮。
以近年引發高度爭議的國防預算審議為例，反對聲音並非否定國防的重要性，而是集中於程序透明度與國會監督功能是否充分。若僅從行政部門的單向輸出，外部夥伴勢必難以理解政策推動受阻的癥結所在。透過與不同政治力量的對話，才能釐清反對意見的性質，進而評估政策在不同政治情境下的可持續性。
值得警惕的是，外部互動方式的調整，往往是內部治理狀態的反映，而非原因。當重大決策缺乏充分的社會說明，或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溝通出現斷裂時，政策的不確定性自然升高。對於任何希望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的國際夥伴而言，真正的風險並非政策爭議本身，而是無法預測政策是否能在制度框架內穩定執行。
這也突顯國會在民主治理中的核心角色。國會不只是政策推動的程序關卡，而是民主體制中不可或缺的制度環節。充分的審議與資訊揭露，有助於降低日後翻案或反彈的風險，對內強化民主運作，對外則提升政策的可信度。
正因如此，當政策資訊不足，社會往往以陣營立場填補認知空白，外部互動也因此被簡化為政治象徵。這種情況下，問題不在於社會過度敏感，而在於制度溝通未能有效運作。若政府對重大政策的說明與國會互動流於形式，外部接觸自然更容易被情緒化解讀。
民主社會的安全感，不應建立在「誰獲得外部青睞」之上，而應來自制度本身的可預測性與透明度。當我們關注「AIT 接觸誰」時，更值得追問的，其實是：我們的制度是否已讓外界難以判斷政策走向？以及，我們是否正因內部溝通失靈，而消耗了自身的制度信用？
台灣未來若要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保持穩健，關鍵不在於減少外部接觸，而在於強化內部治理。唯有透過實質的「行政—立法」溝通協商、清楚的政策說明與健全的民主程序，台灣才能在政黨競爭之中，依然對外呈現穩定、可預測的決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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