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與其將近年台灣政治的高度對抗，簡單歸因於政黨惡鬥、個人風格，或選舉動員的必然結果，更值得追問的，其實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在所有政治行為者都清楚對撞代價極高的情況下，為什麼「減速」本身，反而逐漸成為一種不理性的選項？這不是誰比較衝動，也不只是立場差異的問題，而是政治互動的整體結構，正在系統性地壓縮退讓與折衷的空間。本文嘗試跳脫政黨立場與個人動機的討論，從制度誘因與政治敘事的角度，分析近年台灣政治對抗為何呈現出難以減速的結構性特徵。
一個有助於理解當前局勢的比喻，是將台灣政治想成一列相向而行的子彈列車。以「子彈列車」作為隱喻，指出衝突並非一次性對決，而是在時間中透過制度行動、身分敘事與外部敘事同步逐步累積風險。理解當前困境的關鍵不在於動機批判，而在於重新思考何種制度與公共語言，才能讓「減速」重新成為可被理解與回收的政治選項。不同於一次性的正面衝突，這並非「誰先讓步就輸」的瞬間選擇，而是一場會隨時間不斷累積風險的過程。每一次預算凍結、程序杯葛，乃至釋憲攻防、政治動員，都不是終點，而是讓列車速度更快、煞車距離更長的一次操作。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衝突本身，而是煞車距離正在持續縮短。
協調愈多 為何反而更難停下來？
今年開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進入立法院，先後拜會民進黨與國民黨黨團，被視為釋出協調訊號。然而，這樣的場景本身，恰恰揭示了台灣政治的一個結構性困境。
台灣並不缺溝通，也不缺中介者，真正缺乏的是具備制度權威、能夠為衝突畫下階段性終點的仲裁機制。當一位並未掌握正式仲裁權、卻高度曝光的政治人物扮演協調角色時，各方反而更容易將「不讓步」合理化為「仍在協商中」。結果是，衝突並未消失，而是被延後、堆積。列車仍在前行，只是子彈尚未射出。在這樣的互動結構下，協調不但無法降低風險，反而可能延長對抗的時間維度，使制度性成本在看似平靜的過程中持續累積。
當政治敘事轉向身分 退讓不再只是策略
另一方面，近年政治論述中，民族主權與身分區隔，被置於高度核心的位置。這樣的敘事在動員支持者上具有強大力量，但其結構性後果，往往被低估。在高度身分政治化的語境中，一次退讓不再被理解為策略調整，而更容易被解讀為立場動搖，甚至自我否定。退讓所付出的，不只是當下的政治成本，而可能是長期、甚至永久性的信任損失。
當政治行為被如此解讀時，踩煞車便不再是理性的選項。即使所有人都看見前方風險，持續強硬，反而成為相對安全的選擇。 這並非因為政治人物缺乏理性，而是因為理性計算本身，已經被嵌入一種不容減速的敘事結構之中。
外部力量不只改變成本 也改變「能不能說出口」
情勢之所以更加複雜，在於外部力量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部分日本政治人物的對台言論，與台灣內部的政治敘事形成高度對接，使外部影響不再只是改變政策成本，而是開始左右「哪些行為能夠被理解」、「哪些選擇可以說出口」。
在這樣的環境中，有些折衷方案並非被明確否決，而是根本無法被敘事化。政治人物未必看不見其他可能性，但那些可能性，已經很難在公共語言中被解釋與回收。這使政治互動更像一列啟動自動駕駛的子彈列車：人仍在駕駛室中操作，但列車的方向與速度，部分交由更大的敘事系統所決定。
結語
將當前台灣政治理解為一場子彈列車，並不是為任何一方辯護，而是指出一個更不舒服的事實：當制度誘因與政治敘事同時指向對抗時，即使所有行為者都自認理性，集體結果仍可能走向失控。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要求政治人物展現更高的道德自制，而在於重新檢視：什麼樣的制度設計與公共語言，才能讓「減速」重新成為一個可被理解的選項？在此之前，列車仍將前行。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誰會先開槍，而是我們是否還保有足夠長的煞車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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